▲朱可夫（1896年12月1日生，1974年6月18日逝世），乃苏联之杰出军事家和战略家，荣膺苏联元帅之尊称。

▲彭德怀将军，生于1898年10月24日，逝于1974年11月29日。

作者｜林蕴晖

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被罢官一事，早已成为定论。此事件的核心，源自彭德怀于1959年7月14日致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然而，若将这一事件与毛泽东于1958年对军队整风所发布的指示相勾连，深入探究，或许能揭示出更深层次的原因所在。

毛指示军整风

自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直至三月成都会议，毛泽东屡次强调，本年度需着力关注军队事务。他曾言：“以往我们始终专注于军事，然而近年未曾召开会议，文件亦未曾细阅，待你们完成整风后，我们再深入探讨。”他还表示：“今年我们要将重心转回，着手开展军事工作。”

毛泽东对军队事务的深切关怀，在1958年1月21日南宁会议的决议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明确指出：“党委必须切实负责军事工作。军队必须始终置于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应与军事领域的同仁密切协商。每年至少讨论四次。在整风运动期间，我建议军队抽出数日时间，集中讨论朱可夫所犯的严重错误。军委应发出相关指示，并提供关于朱可夫错误的材料，以汲取苏联的经验教训。”

在全国革命胜利之后，毛泽东对军队将帅是否可能因功自傲、忽视指挥的问题，自进城伊始便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刘伯承在与一位高级将领交流工作时，曾提及1949年解放后不久的一次经历。当时，六个军区司令员一同前往拜访毛主席，心中都期待着能够得到几句鼓舞人心的言辞。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毛主席一开口便严肃地说：“你们这些人必须严守纪律，服从指挥，否则我便会从你们中间开始处理。”刘伯承回忆道：“听到这里，我内心不禁感到一阵颤栗，他是多么的严格啊！”

此次，毛泽东拾起朱可夫之石，掷向军队诸位将领。

朱可夫事件

“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是什么？

朱可夫，苏联元帅之尊，曾于1957年10月27日之前担任苏联政府国防部长一职。自苏德战争爆发以来，他始终是苏军最高统帅部的核心成员。自1942年8月起直至战争落幕，朱可夫担任斯大林之下的副最高统帅，地位显赫。他屡次受命担任最高统帅部的特派代表，奔赴前线，并先后执掌了数个规模宏大、战略地位关键的方面军。在策划、筹备和指挥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战役以及柏林战役等一系列决定性的战役中，朱可夫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战后，朱可夫曾身居要职，先是担任首任驻德苏军总司令，后又在德国苏军占领区执掌最高行政权。然而，因功勋卓著而招致忌恨，他被斯大林贬谪为地方军区司令员。随着斯大林的离世，朱可夫得以重返高层，恢复国防部副部长一职。至1955年2月，他更上一层楼，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

1957年6月，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身为中央第一书记，却遭遇莫洛托夫等多数委员的强烈反对。最终，会议以7票对4票的表决结果，责令赫鲁晓夫辞去党的第一书记一职。面对这一局面，赫鲁晓夫坚决要求召开中央全会。在中央主席团暂时休会期间，朱可夫果断下令，派遣军用飞机紧急接运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至莫斯科。朱可夫此举，对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击败莫洛托夫等人，并将他们定性为“反党集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赫鲁晓夫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晋升为正式委员。

然而，正是这一举措，激起了党内高层对朱可夫的警觉。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述及：

恰值此时，朱可夫的权力急速膨胀，引起了领导层的不安。主席团的委员们纷纷前来与我交谈，表达他们的忧虑。他们询问我是否如同他们一般，察觉到了朱可夫试图夺取权力的迹象——我们似乎正面临一场军事政变的威胁。我掌握的情报显示，朱可夫在与军区司令员的对话中，显现出波拿巴式的野心。我们绝不能任由朱可夫在我们国家上演类似南美洲的军事接管。

“没错，”我对身旁的同志们说道，“我对朱可夫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我赞同你们的看法，也清楚我们该采取何种行动。他的不法行为已令我们别无他法，唯有剥夺他的职位。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所在。”

1957年10月27日，塔斯社发布了一则官方公告，宣布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决定：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同时，苏联元帅格列奇科被免去国防部长一职。

这便是苏联历史上著名的“朱可夫事件”，也正是这一事件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进而指示“军队需定期讨论朱可夫所犯之重大错误”，并强调要从这些错误中汲取深刻教训。

军委会拿粟裕开刀

关于1958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把反对教条主义作为会议的中心主题，林彪在1959年8月31日军委扩大会议第一综合小组会上的发言中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他记得很清楚。在军委扩大会以前，彭德怀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在林彪看到训练总监部关于对反教条主义争论的材料以后，就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于是他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林彪说：“这才促成了去年以抵制教条主义为核心的军委扩大会议。这是多年来首次规模庞大的会议，会议之后，军队思想实现了重大转变。在中央和主席的决策下，彭德怀才实现了180度的大转变，领导了这次会议。”

林彪的这一言论暗示，正是他的见解促使毛泽东最终决意转变会议的主旨。然而，历史的事实昭示，在1958年，真正深刻理解毛泽东军队整风方针的，并非林彪，而是彭德怀。这实际上是在为防范军队中出现类似朱可夫那样的人物而鸣响警钟。

对于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开局，以对总参谋长粟裕的“个人主义”进行批判作为序曲，其原因始终困扰着人们。然而，从毛泽东强调军队将领需吸取朱可夫事件教训的指示中，这一问题便显得一目了然。

粟裕，乃解放军中一位战功卓著的杰出将领。1946年，遵循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陈毅元帅的指导下，粟裕肩负起华东战场的战役指挥重任，他多次向中央军委提出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建议，这些建议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采纳，对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1955年授予的大将军衔中，粟裕位列十大将之首，这并非偶然。1951年11月，中央军委任命他为总参谋部第二副总参谋长；到了1954年10月，他又被擢升为总参谋长。

粟裕履新第二副总长之际，正值总参谋长徐向前因病疗养。在此期间，第一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临时代理总参谋长一职。1952年7月，彭德怀接手周恩来之任，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在聂荣臻、彭德怀两位首长的领导下，粟裕在工作中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多次冲突。例如：

1952年夏日，聂荣臻担任代总长期间，对呈递给毛泽东同志及中共中央的文件实施了严格的管控。据当时的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张震回忆：

聂总指出，毛主席他们事务繁杂，日程紧凑。因此，不宜将所有细枝末节的事项一一上报。今后，此类报告可径直提交于我，凡需毛主席及刘少奇、朱老总知晓的，我将批阅后转达。自此，我们呈送至毛主席、刘少奇同志、朱老总手中的文件显著减少。

不久，毛主席召集会议，将几位资深将领召集一堂，我也受邀出席。毛主席对我言道，昔日还能时常看到你们作战部的报告，然而近期却鲜见其踪，如今党政民各系统的工作如同满桌佳肴，丰盛至极，唯独军事系统却如同空席，让人饿着肚子。

面对毛泽东的批评，粟裕深觉自身责任重大，他认识到自己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方面有所疏忽。起初，粟裕严格遵循毛泽东的指示，每半月向他直接汇报工作。然而，在聂代总长作出上述说明后，他执行汇报的力度有所减弱。同时，粟裕意识到，作为副总长，他作为总参谋部领导人之一，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他向毛泽东提交了书面检讨，针对未按毛泽东要求每半月报告一次工作的情况进行了反省。他还表示，尽管毛泽东并未直接点明批评，但这对他而言是一次深刻的教诲。

毛泽东于其检讨书批示中，不仅评价道“此番检讨甚佳”，更将粟裕与聂荣臻的工作进行了细致对比，对粟裕半年来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认可，同时对聂荣臻的工作提出了批评。

此事，让聂荣臻产生了误解。

自彭德怀掌管军委日常事务以来，他与粟裕在对于未来战争的认知及备战措施上，常持有不同见解，甚至有时引发争论。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在国务院内设立国防部，以彰显国防部的主导地位。由此，许多先前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布的命令及指示，需更改为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布。然而，关于哪些文件应以国防部名义发出，哪些则不必，并未有明确的界定。因此，总参谋部起草并向中央军委发布的命令和文电，常因署名问题受到责难。文件或因未署国防部之名而受指责，或因署名而遭遇非议。面对此情况，粟裕曾提出明确规定的期望，以期在日常工作中有所依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军委会议作出决定，指定总参谋部草拟国防部与总参谋部职责条例。

鉴于上述诸多问题，1958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举行了一次预备会议，亦称作小型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军委委派粟裕对所谓的“总参与国防部关系”等事项进行反省。紧接着，27日，军委扩大会议正式拉开序幕。会议期间，与会者普遍认为粟裕“一直反抗领导”、“试图向国防部争取权力”以及“向上级反映洋人的问题”，并要求他在会上公开进行反省。

5月30日，军委秘书长黄克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拉开战火，激化矛盾，以便更有效地解决问题。”彭德怀在会议上表示：“朱可夫事件揭示了苏军在类似问题上的不足（诸多方面偏离了列宁的建军原则）。苏联模式大多旨在强化‘一长制’。尽管我们实施了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并未照搬他们的‘一长制’，但仍存在一些借鉴之处。我们之所以要严厉批判教条主义，正是为了确保我军优良传统的稳固传承。否则，随着我们这批老一辈骨干的相继离世，我军恐将面临如同匈牙利军队般变质衰败的风险。”

自6月7日起，会议的规模拓展至全军军级及以上机构，以及若干师级单位的核心领导层，参会人数增至1400余名。在此过程中，对粟裕的批判之声愈发激烈。

然而，粟裕并非毛泽东原本打算整治的目标。记有一次，毛泽东与萧劲光促膝长谈，询问他对粟裕的看法。萧劲光回应道：“粟裕同志品行端正，忠心耿耿，实乃一位值得信赖的好人。”毛泽东听后点头，表示深以为然。

在粟裕同志即将第二次在大会上进行自我批评之际，毛泽东同志对他说道：“粟裕同志在战争年代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屡建奇功，那是为了国家大义。来到北京后，他的行为是出于公心还是私欲？相信大家自有公论。”

7月14日，粟裕于大会之上进行二次自我批评，对他人强加的指控几乎全部予以接受，这才算是顺利通过。到了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宣布“免除粟裕总参谋长之职”，并下令将他的所谓“错误”以口头形式传达至军队的团级单位和地方的县委一级。

1960年1月，在上海举办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粟裕表示：“粟裕啊，你的遭遇并非我之过，那是由那次千人大会所引起的。”

中国的“朱可夫”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与人民公社化运动遭遇重创。在毛泽东提出“压缩空气”的口号之下，党内对于这一严重错误的认知分歧显著。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期间致信毛泽东，是出于对党内高级干部未能在基本认识上达成一致而担忧，恐会议草率结束。随后，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件印发给与会人员，赞同其观点的人士随之增多。

彭德怀在革命战争时期所建立的赫赫功勋，从他在十大元帅中的第二位排名便可窥见一斑。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勇表现，更是使他声名远播，享誉中外。鉴于解放军的绝大多数干部和战士都来自农村，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农村的巨大冲击，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军队。在登临庐山之前，彭德怀便经常将军队中反映出的社会状况转呈给毛泽东。因此，这封由身处军队最高领导岗位的彭德怀所撰写的信件，在毛泽东看来，其重要性远超信件本身，不得不引起他的高度重视。

邓力群，曾亲历刘少奇身边的重要工作，于回忆录中提及，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实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若我国面临的严重困难持续加剧，或许唯有苏联红军的援助方可化解。虽是激愤之语，但毛主席听闻此言，难免心生不悦。

他的信函与言辞，在诸多小组会议中引起了共鸣。毕竟，这些问题确实是存在的。确实，在过去的数日里，赞同彭德怀观点的人士日益增多。在小组会议中，彭德怀更是言辞激昂，不时提及旧事，对于延安华北会议对其长达四十天的审查，他始终难以释怀。

恰逢此时，我国驻苏使馆传来一则情报，内容显示苏联的媒体和领导人公开发表言论，对我们的某些做法提出指责，其言辞与彭德怀的观点颇多相似之处。这一情况不禁引发了一种猜疑：内外言论似乎存在某种默契的呼应。

庐山会议期间，北京仅陈毅一人留守。一日，他偶遇苏联大使尤金。陈老总玩笑道：“大家都去开会了，只剩下我孤零零的。”尤金似乎带着某种意味，不知是开玩笑了还是有所暗示，竟直言：“如此一来，你便可发动政变了。”陈毅同志立刻警觉起来，迅速向毛主席汇报。苏联大使对我国国家领导人说出如此尖锐的话语，形势愈发严峻。

……种种因素交织，导致了彭德怀遭受了不公正的错误批判。

然而，这一问题远非仅仅是所谓的“错误批判”。在7月23日的讲话中，毛泽东不仅批判彭德怀在路线问题上出现“动摇”，指责他“流露出资产阶级的摇摆不定”，甚至“险些跌入右派的阵营，与右派只隔三十公里之遥”，而且他还进一步尖锐地表示：“若解放军不站在我这一边，我便将转向红军寻求支持！我相信解放军会坚定地跟随我。”

如果说，林彪对1958年毛泽东指示军队整风的意图没有摸透，可这次批判彭德怀，他是完全心领神会了。就在人们对毛泽东把彭德怀的问题提到“解放军跟不跟他走”的高度，还不甚理解的时候，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批彭说：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来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还指着彭德怀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的很，不要打这个主意。”随后，毛泽东接过来对彭说：

你有野心，一直有。

你立志以你的面貌重塑党组织，乃至改造整个世界。往昔，种种因素限制了你施展才华的机会，而此次，你借鉴了国际上的先进经验（虽难以断言其全貌）……

在去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我曾提及准备应对分裂的问题，此言并非泛泛而谈，实则是指向你。

我已年过六旬，而你恰在花甲之龄。面对我的健康状况，同志们难免心生忧虑，担心难以应对你的挑战。

毛泽东的这番话语，清晰地传达了他意图让军队汲取朱可夫事件的教训，而其针对的目标，正是彭德怀。

因此，在1959年8月16日，中共第八届八中全会作出决定，将彭德怀所犯“错误”定性为“反党”行为，并决定将彭德怀与黄克诚从国防岗位上予以调离。紧接着，于9月17日，新华社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命令，正式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一职，同时任命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之职。

1958年伊始，毛泽东便提出军队需汲取苏联“朱可夫所犯之严重错误”的教训，此指示最终得以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