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珍，一位平凡无奇的少女，在求学岁月里，逐渐塑造了她那不愿孤寂与被忽视的个性。

王秀珍，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名字。调查数据显示，仅在上海一地，同名女性便多达百人。然而，本文所要讲述的这位王秀珍，起初与那些默默无闻的同名者并无二致。但时局突变，中国陷入动荡，“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正是在这一波变革中，这位原本不起眼的主人公脱颖而出，从一名普通工人一跃成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一时间声名鹊起，成为了上海民众耳熟能详的“马、徐、王”中的“王”。

王秀珍，生于1934年11月17日的辽宁省一个偏远农村，家中姊妹成群。岁月流转，家中成员有的离世，有的被卖，小王秀珍便成为了家中的长女。家境的贫寒让她无法享有求学的机会，每日的生活便是挖野菜、拾柴火，甚至还要带着几个年幼的妹妹去捡拾煤块。每当看到那些家境优渥的孩子背着书包，欢快地在校园中穿梭，她的心中充满了羡慕，渴望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像他们那样，走进学校的大门，学习知识。

自新中国成立的曙光照耀大地，年仅十六岁的王秀珍便投身辽阳纺织厂，开始了她的工人生涯。彼时，她正处于青春的璀璨年华，正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她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充满朝气，对工作更是热情洋溢。不久，她便荣获车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称号。随后，她接连荣获厂、市、省乃至东北地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的荣誉。很快，她被推选为辽阳市及辽宁省的人民代表。对于年轻的王秀珍而言，生活充满了无限的美好。她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而茁壮成长，逐渐领悟到，自己之所以能够如此快乐地生活，家庭之所以能够仅靠她一人支撑，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基于这样的认识，1952年9月，王秀珍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次年年初，她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时的王秀珍并未因已取得的成就而自满。解放初期，她仅接受了两年小学教育。步入工厂后，她毅然投身夜校，勤奋补习文化知识，最终达到了高小水平。1956年8月，她手握厂方开具的介绍信，孤身一人南下，目的地是繁华的上海。

“我校高小班毕业生，上海纺织局的王秀珍同志，其学习成绩总平均达到了85分，堪称楷模，严格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恳请贵单位予以考虑，批准其报考事宜。”

最终，王秀珍脱颖而出，成功跻身于纺织系统的上海纺织工业学校机织科。初入学时，她既欣喜又充满好奇，因为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其中诸多事物对她而言，都是闻所未闻。起初，由于基础薄弱，她的学业成绩一度滞后，但她并未气馁，反而坚持不懈地利用课余时间刻苦学习。显然，她非常珍视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通过不懈努力，她的学业成绩稳步提升，每个学期都有显著的进步。直至毕业之际，她的成绩已跃居班级前列，六门功课中，她四门获得了满分，两门也取得了优异的4分成绩。

在纺织工业学校，她凭借党员身份、劳动模范的荣誉，以及担任省人民代表的经历，自入学伊始便担纲学生干部的重任，历任副班长、班长、团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总支委员、民兵排长。起初，她对于这些“官职”并不热衷，她珍视这次学习机会，不愿过多涉足社会工作，一心只想专心致志地学习，以期未来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逐渐适应了这种角色。

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这段经历，为王秀珍日后脱颖而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固然不能断言担任过人民代表、学生干部的人必定会卷入动乱，但对于王秀珍而言，这些经历可能极大地提升了她的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而且，频繁参与社会活动让她不甘于寂寞与孤独。正如我们将在后续内容中看到的，正是这种失落感促使王秀珍勇敢地站出来，成为第一个向上级张贴大字报的人。对于一个平日里深居简出、沉默寡言的女性来说，她在“文化大革命”中高呼“造反有理”的举动，实属难以想象。或许，王秀珍的性格与经历注定了她将走上这条道路。

王秀珍对这项新分配的工作岗位感到极不满意，失落之情油然而生，然而，“文化大革命”却犹如一剂强心针，点燃了她青春的火焰。

1960年8月，历经四年的校园时光，王秀珍从纺织工业学校圆满毕业，随后被分配至上海纺织工业局设计室进行实习。鉴于她此前在社会上已有丰富的经历，她的身上并未显现出一般大学或中专毕业生常见的书卷气与浪漫情怀。毕业仅一年后，她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组建了家庭。实习期结束后，王秀珍被调至上海第三十棉纺织厂，亦被称为“国棉三十厂”。正是在此厂，她对厂党委萌生了些许不满的情绪。

初至此处，王秀珍暂被委以档案管理处的职务，负责技术档案的整理，以便她能逐步适应这份新岗位。然而，她很快察觉到，这里的生活与她所期待的大相径庭。在就读中专期间，她已担任副厂长一职，月薪高达79.30元，而毕业后，她的月薪却降至79.20元，甚至比过去减少了0.10元；临近进厂时，她自恃拥有丰富社会工作经验，加之身为党员，本以为能获得一份理想的工作，至少能担任车间主任，却未曾想，厂党委仅将她安排为织布车间的工长；接连生育两个孩子后，她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庭，负担沉重，偶尔迟到早退。厂方得知此事后，对她工作态度的质疑不吝批评。显而易见，她与劳模的称号渐行渐远，实际上，她早已不符合劳模的标准。此时的王秀珍，正处于一个女性由巅峰走向低谷的阶段，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生活显得异常艰辛……

王秀珍情绪激动地离厂，谋求调至纺织工业局管理资料，意图摆脱工厂环境，谋求在政府部门获得职位。然而，厂方坚决反对她的离去，坚持要求她回归工作岗位。未满半年，带着满腔怨气的她，经历了从工厂外出再到返回的全过程。我们仿佛看到了王秀珍的生命如同蜿蜒山溪，此刻正悄无声息地穿梭在个人历史长河中。对现状的不满与怨气，人皆有之，但谁又能真正改变生活的轨迹呢？生命之河承载着我们的痛苦、烦恼、不满、呐喊与祈求，它们如同泥沙般沉入河底，被历史淹没，唯有河流静静地流淌。若非“文化大革命”，王秀珍的生活或许就此平凡度过。我们见证了一代青年在文革前的现实不满，以及文革如何利用这种不满，引爆心灵的火药桶，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共同走向毁灭。在文革前，王秀珍、王洪文等后来成为文革风云人物的青年，都拥有着相似的境遇和心路历程。

随后，"文化大革命"的火焰熊熊燃烧，席卷整个中华大地，直至国棉三十厂。厂墙上贴满了如雪花般的大字报，短短数日便累积至千余张。这些大字报的内容，除了表达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支持外，绝大多数矛头直指厂中的私方人员。国棉三十厂原本是一家名为"仁德纱厂"的私营企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民营工业经历了资本主义改造，实施了公私合营，厂中仍保留有部分私方人员。铲除这些私方人员对厂方而言似乎有利可图，因此，厂党委对此类大字报显得从容不迫，日日烟不离口，悠然地在张贴的大字报旁徘徊。他们甚至组建了专门的大字报小组，为每一份大字报编号，逐份抄写、分类、整理。

1966年6月11日，大字报组的几个人在编到“1051”号大字报时，不禁为上面的内容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张题为《厂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冷冷清清！》的大字报对厂党委发出了一连串的质问：为什么捂阶级斗争的盖子？为什么把厂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大字报分三个专题：

一、修正主义建党路线；

二、修正主义干部路线；

三、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大字报的末尾，署名11位同仁，其中最为显眼的是“王秀珍”的名字。自此，王秀珍在厂内声名鹊起。那十几人联名的大字报，引起了上海纺织局党委的高度关注，遂于7月20日，中共上海市委派遣工作队进驻国棉三十厂。工作队抵达后，鉴于厂党委工作陷入僵局，决定设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在角逐“文化大革命”委员会主任一职时，王秀珍的才华与资历得以彰显。她不仅是厂内首位敢于发表反厂大字报的主要撰稿人，过往还曾担任过多项干部职务，且身为党员，因此她轻松赢得竞选，荣任“革委”主任。然而，“文化革命委员会”实则受工作队领导，而工作队成员多为“保”派人物。王秀珍的理想是持续发起挑战，从厂内蔓延至厂外。不久，王秀珍与工作队的矛盾愈发激化。她趁机利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机会，高扬起反对工作队的旗帜。

10月28日，王秀珍踏入上海市委接待站的门槛，便听到身后有人呼唤她的名字：“王秀珍！”

王秀珍停下脚步，心中疑惑，不知是否有人在呼唤她的名字。她转身回望，却见是一位久违的老同学。

她匆忙赶至，与他简短寒暄了几句。在她同学身旁，一位身材挺拔、风度翩翩的青年立在那里。她从同学的口中得知：

王洪文

“让我来为大家引见，这位是我的旧日同窗，名叫王秀珍；而那位则是我们造反派的领军人物——王洪文。”

在彼此致以问候之际，王秀珍瞬间辨识出王洪文的东北口音，原来二人竟是同乡！异乡相遇，同是各自工厂中的造反派首领，她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亲切感。她转而询问王洪文：“你们二人——”

“有何贵干？”

“我刚刚结束了在北京的短暂走访，那里传达了明确的信息：派遣工作队实为不当之举！”

王秀珍一听，急忙道：

“咱们找个时间，你去我们国棉三十厂走一趟，给那里的造反派传达一下我们的意见，如何？”

王洪文应允。

他们约定，次日下午，王洪文将前往国棉三十厂，向造反派传达指示。这标志着王秀珍与王洪文的首次见面，亦开启了他们合作的篇章。自此，王洪文勇敢地投身造反运动，王秀珍亦紧随其后；王洪文始终不忘提携王秀珍，而王秀珍亦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与王洪文等人紧密相连，共赴天堂，共赴地狱……

翌日下午，王洪文如约抵达国棉三十厂。王秀珍热情地引领他步入厂工会办公室，此时，十几位造反派已在此翘首以待。王洪文向他们分享了他在北京的见闻，提及毛主席已明确指出，刘少奇派遣工作队的决定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此番言论激起了王秀珍及造反派们的强烈共鸣，他们纷纷认为自己曾被工作队蒙蔽。在王洪文的指引下，他们秘密召开会议，决议对工作队发起“炮轰”。王秀珍亦决意不再担任“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她召集手下，组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1966年11月4日，该“战斗队”在厂门口张贴了题为《一对宝货-工作队和厂党委》的标语，直接指向工作队和厂党委。当日，王秀珍带领“战斗队”展开行动，她亲自领头，将工作队队长和厂党委负责人拉出来游街。这支“战斗队”声势浩大，高呼造反口号，从临青路至平凉路、隆昌路、长阳路，一路游行至杨树浦工厂区。王秀珍及其团队的行为引起了广泛关注，王秀珍的名声亦随之远播。

在投身“安亭事件”的激流中，王秀珍毅然抛却了家庭与幼子，踏上了长达40公里的征程，徒步从南京一路走到六合。

11月6日，王洪文参加了“上海工人串联交流经验会”。会上，上海各地的造反派领导人一致决定组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并一致推举王洪文担任司令之职。11月9日，“工总司”于上海文化广场隆重举行了成立大会。听闻此消息，王秀珍立刻率领厂内百余名造反队员，乘坐大卡车直奔市中心，为王洪文加油助威。

然而，当天的成立大会并未实现预期的目标。在大会召开前夕，“工总司”的领导人向上海市委提出了三项要求，其中一项是要求上海市长曹荻秋出席大会并接受批判。上海市委显然无法接受这一要求。因此，随着“工总司”成立大会的落幕，王洪文决定乘坐火车北上，前往北京，以向中央反映上海市委的情况。

得知这一消息后，王秀珍立刻匆忙赶回家中，做好次日与王洪文等人一同前往北京的准备。然而，她的丈夫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王秀珍平日里在外活跃，风光无限，但家中孩子却饱受忽视，很少能感受到母亲的关爱。这次她再次计划前往北京，孩子们的未来又该如何是好？尽管如此，王秀珍的“革命”决心已定。面对丈夫的反对，她情绪激动地将孩子送到了邻居家。

破晓时分，王秀珍便起身，与她的造反队伍一同向上海北站进发。彼时，车站内“工总司”的造反者们摩肩接踵，场面一片杂乱无章。不久，他们强行推开检票口的大门，蜂拥而入站台。一见到北去的列车，他们便纷纷登上，不一会儿，所有北上的列车均被挤得水泄不通。王秀珍及其部下亦成功挤上了一列火车。火车刚一启动，只听一声汽笛长鸣。透过车窗，王秀珍目睹了“工总司”的其他队员被远远抛在身后。作为首批北上告状的先驱，她心中充满激动。她开始盘算，抵达北京后，如何向上海市委递交控诉状。

不料，火车抵达南京后，却突然停滞不前。恰逢午后一点钟，安亭传来的消息揭示了一幕令人震惊的情景：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所乘坐的列车，自上海启程后，在上海嘉定县的安亭车站意外停靠。该组织北上途中遭遇阻挠，王洪文及其同仁竟选择拦车卧轨，以此行为干扰了交通秩序。“安亭事件”的爆发，不仅令中央震惊，更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震动。

“哪怕是跋涉千里，我也要抵达北京！”王秀珍语气坚定地宣称。紧接着，她与一众造反队员一同下车，徒步前行，从南京跋涉至浦口，再从浦口一路走到六合。正当此时，安亭传来最新消息：“安亭事件”爆发后，张春桥趁机抵达上海，会见王洪文及“工总司”其他领导，应允了他们提出的五项要求，并将事件的责任归咎于上海市委。至此，北上去上告的目的已圆满实现。王秀珍遂作出决定，返回上海。

在张春桥的扶持之下，她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四人帮”的罪恶之舟。对于“四人帮”所行的一切恶行，她均有所涉。

11月21日的清晨，王秀珍接到了王洪文的来电，对方提及将为她引荐一位重要领导，并催促她迅速前来。她闻言立刻放下电话，匆匆赶往目的地。不久后，她抵达了红都剧场。

王洪文一见那位以“急先锋”之称的造反者现身，便连忙招呼她走近。

王秀珍，这是张春桥。

彼时，张春桥身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以及“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其职位显然远超眼前这两位青年。王秀珍凝视着这位戴着眼镜、气质深沉的领导者，心中一时茫然无措。最终，还是张春桥率先打破了沉默。

“久闻王洪文同志对你赞誉有加。身为党员，你又荣膺劳模称号，在革命斗争中，务必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王秀珍迅速地点了点头。那时的张春桥，尚在寻求助力，四处寻觅人才。他注意到王秀珍具备优越的政治条件，加之身为女性，更是得天独厚，于是便动了真心，希望将她纳入麾下。王秀珍并非愚钝之辈，她深知追随张春桥和王洪文行事固然存在风险，但鉴于张春桥当时权势熏天，位居中央，又掌控上海，实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跟随他定能获益匪浅。

王秀珍迅速感受到了变革的果实。在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的风潮中，她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夺权成为国棉三十厂的掌舵人。随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正式成立，张春桥亲自点将，将她调入“革委会”担任副主任一职。于是，王秀珍在造反派中的地位犹如火箭般蹿升，仅次于王洪文。然而，由于她始终如一地听从张春桥和王洪文的指示，对王洪文言听计从，密切配合，王洪文对她也产生了特别的青睐，对她另眼相待。

“一月革命”之后，她诬陷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上海市长曹荻秋及市委常委、市人大和副市长为“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他们施加了残酷的迫害；在党的“九大”期间，她与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等人合谋编造《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并向与会代表散发，诬陷上海前任市长陈毅“向帝修反投降”、“包庇反革命”；“文化大革命”后期，她还参与了张春桥、王洪文指使下的企图策动武装叛乱的事件……

“要深挖‘炮打’根源”、“对这批新生反革命必须严厉打击”。在她的指使下，仅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科技大学六所院校，就有400余人遭受迫害，其中128人被捕、监禁，5人被折磨致死，3人被逼疯。

在张春桥的精心策划下，王秀珍与那些所谓的“小兄弟”一同跻身中央委员的行列。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以及王秀珍等人士，相聚一堂。

张春桥迅速被触动心弦。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在大会召开前夕，关于“九大”代表的人选，上海市委迅速拟定了一份名单。张春桥审视过后，眉头紧锁：“‘工总司’作为上海资深造反派的代表，在‘九大’代表中仅有一人王洪文，这显然是不够的！”于是，王秀珍以及其他“工总司”造反派领导者的名字被紧急增补进名单。王秀珍做梦也想不到，在“九大”的舞台上，她不仅当选为代表，更荣幸地成为大会主席团的一员。大会选举结果揭晓，她与王洪文、徐景贤等人一同跃升为中央委员，地位瞬间攀升。到了1973年，“十大”会议召开，王秀珍依然好运连连，再次当选为“十大”代表、主席团成员、中央委员，从而登上了她政治生涯的权力巅峰。尝到权力的甜头的王秀珍对张春桥、王洪文更是忠心耿耿，全力以赴。

张春桥

一是丧事应从简，不得超越普通员工；二是切勿追究手术医生的责任；三是暂勿将不幸消息告知母亲。然而，私底下，他致信儿子，指示上海市革委会对此事进行调查。王秀珍得知“指示”后，即刻通知相关人员，决定组建调查组，探究张佩瑛的死亡真相。该调查组由上海市文教组、上海市卫生局及上海第一医学院联合组成，经过周密调查与分析，最终得出结论：此次事件纯属医疗事故，方兆麟医师并无政治问题。然而，王秀珍对此结论颇感不满，认为调查组立场偏右。张春桥的妻子亦受其丈夫之托，在旁煽风点火，称张春桥对妹妹之死深感悲痛。王秀珍闻言，即刻召集调查组负责人，严厉斥责一番，并提出调查组需加强力量，从工宣队抽调人员予以充实。她遵照王洪文、张春桥的授意，要求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角度审视此事。在王秀珍的直接指挥下，该调查组接连闹出诸多荒唐之事。

“此案至关重要。不久前，春桥同志来信，叮嘱市委不必过分忧虑，实则是一种谦逊之态。我们务必全力以赴，务必查明此次事件的真相。”稍后，她再次强调：“此乃一桩重大的政治事件。张佩瑛同志之死，实则源于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你们必须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审视问题，务必做到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彻底查清！”

我并非有意对张佩瑛同志造成伤害，这一点可以明确确认。至于处理方式，则是组织层面的职责所在。

请保重身体。抱歉。

养大孩子，为党为民多贡献。

遇难题，向兄弟姐妹求助。

在我办公室右手边的抽屉里，放置着一封装有130元人民币的信封，那是平日里我一点一滴积攒下来的（这些钱是我在学习班存放的钥匙所对应的费用）。

王秀珍的大衣在麻醉科柜中。

将那些商业手册和期刊尽数出售，仅保留少许政治读物即可。

兆麟

方兆麟的坚辞否认，使得调查组始终未能找到“精心策划谋害张佩瑛”的实证。王秀珍对此深感愤怒。由于无法完成这一“使命”，她无法向“春桥同志”交代。在无奈之下，她下令将方兆麟无限期地拘禁于秘密监狱。眼见一个无辜之人即将终身囚禁于铁窗之内，然而，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件发生了。1975年秋季，周恩来总理听闻此事后，便将张春桥召来，对他言道：“在医疗领域发生医疗事故在所难免，医生们应当吸取教训。然而，鉴于死者是你的亲戚，你的所作所为恐怕并不适宜。”一番话让张春桥无言以对。不久之后，方兆麟便获得了释放。这一连串的变故，让一贯擅长投机取巧的王秀珍惊愕不已，不知如何是好。

王秀珍还没意识到自己所靠的是座“冰山”。时光已经流到1976年4月8日。这天凌晨，睡得正香的王秀珍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她摸起电话，是王洪文从北京打来的。王洪文告诉她，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上海必须立即抓紧训练民兵，以备后用。王秀珍明白王洪文的意思，江、张、王、姚已经给上海市革委会提出组织训练民兵，王秀珍他们也早就开始准备了。这次王洪文一提醒，王秀珍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指示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加紧训练，并进行演习。她还为这些民兵进行战前动员：

当前局势错综复杂，斗争的性质将长期延续，未来挑战将更为艰巨，竞争也将愈发激烈。

我们需做好应对反复出现的心理准备，毕竟，遭受极刑或入狱，不过是人生中的一道微不足道的伤痕。

我们必须全力以赴，誓死拼搏，绝不做投降者，更不沦为叛徒，务必坚持到最后！

一片磨刀霍霍的声响，让人难以置信这声音竟出自一位女性之口。然而，当1976年10月13日，王秀珍与马天水、徐景贤一同从北京返回上海之际，他们身上的杀气已悄然消散。王秀珍步下飞机舷梯，沉默寡言，宛如被霜打过的茄子。她所依赖的势力崩溃，自此她便失去了依靠。

1982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王秀珍的反革命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在被告席上，她的眼神中已不再有往日的锐利与光芒，她身着一件的确良衬衫，衣扣紧系至颈间，发型是普通女性常见的短发，她绝望地垂首凝望地面。

1977年，王秀珍遭受离职审查，次年1月，她被开除党籍。紧接着，在1978年2月，她被实施隔离审查。同年6月，她被拘禁于上海市监狱，开始服刑生涯。直至1982年8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照法律，判处她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剥夺其四年政治权利。终于，在1994年2月，她完成了刑期，重获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