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讷，于1940年8月3日诞生于革命圣地延安。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她年幼时未能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直至抵达西柏坡，方才踏入小学的校门。迁至京城后，她得以在万寿路的育英小学插班就读四年级。李讷聪慧伶俐，勤奋好学，成绩斐然。1953年，她成功考入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1959年，她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然而，在1960年国家面临严重困难时期，她因营养不良导致全身浮肿，不幸患上重病。1961年，她不得不休学一年。直至1965年，她才终于顺利完成大学学业。

1965年，李讷被分配至解放军报社担任编辑，次年便荣升为总编。在那个“文革”时期，政治斗争的激烈与复杂性无以复加，《解放军报》作为军队内部的党报，其地位尤为关键。一个尚显稚嫩的年轻人，肩负如此重大的领导职责，不仅日常工作繁重，还需投身于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协调各方关系，应对江青的政治诉求，其面临的挑战不言而喻。李讷精神压力巨大，身体状况急剧恶化，食欲不振，即便每晚服用大量安眠药，仍难以入眠。

1967年10月初，我受命前往江青处任职。彼时，李讷与江青同居于钓鱼台11号楼，她的居所与我办公兼住宿的房间仅一墙之隔。我比她年长两岁，她常亲切地唤我为“杨大哥”。李讷身体孱弱，神经亦颇脆弱，稍加活动便汗出如浆，时常流露出心绪不宁之态。

“请进。”她的通话时长，短则十分钟，长则超过一个钟头。有时夜间（江青习惯于夜间办公，故其睡眠时间实则如同白日），她一夜之内会至我处四五次，电话铃声此起彼伏，竟使我亦开始出现神经衰弱的迹象。我虽不便明言，内心却极感烦闷。

稍后，我毅然决然地向汪东兴提出，希望能为李讷安排一部电话，并将她的住处从一楼搬迁至二楼。

在“文革”动荡时期，李讷的性格和对待工作人员的态度经历了极大的转变，有时情绪低落时甚至会言语激烈。我深知她那时的困境：工作繁重，压力巨大，江青不仅未给予她应有的母爱，还频繁指示她做这做那，她的精神几乎承受不住。再加上，那时她已29岁，未婚，江青对她的婚姻问题关注不足。鉴于江青的多疑和反复无常，又有谁敢为她介绍对象呢？李讷的苦楚，实在令人感同身受。

在此情境下，江青作为母亲，关注的并非女儿李讷的身心安康，而是如何扩大自身的权力版图。在她的推动下，李讷陆续担任了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中共北京市平谷县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等重要职务。

五七干校，放松心情，邂逅爱情。

1970年的下半年，李讷的神经衰弱愈发严重，身体几乎承受不住。在中央办公厅领导的建议下，并得到毛泽东与江青的同意，李讷被安排前往江西进贤县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在那里，她得以边休息边适度劳动，以此达到松弛神经、改善睡眠的目的。

在中共办公厅五七学校，众多学员对李讷都颇为了解，对她既客气又关怀备至，连队的领导干部也对她格外关照。然而，李讷对待自己却极为严格，她与大家一同劳作、用餐、休息，性格直率，干起活来不惜体力，不惧脏累，常常汗流浃背，浑身泥泞。她与领导和同事之间相处融洽，赢得了众人的赞誉。数月之后，李讷的神经衰弱症状显著缓解，睡眠质量提高，食欲大增，体质亦明显增强。

1971年春，毛泽东与江青收到一封来自中办五七学校校长——毛远新的姻亲曹全夫的来信。信中提及，李讷在五七学校的生活状态良好，得到了充分的锻炼。此外，她在该校结识了一位名叫小徐的男朋友，他是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一名服务员，同样在五七学校参与劳动锻炼。小徐同志身体健康，才智出众，政治立场坚定，年纪略小于李讷，其父为山海关车站的扳道工。小徐出身清白，个人品行优良，目前两人感情和睦。若主席及江青同志予以同意，他们计划不久后正式登记结婚。

毛主席在信上批示：孩子的婚姻由孩子自己决定，我们不宜干涉。江青看了信以后，闭目不语。因为主席已经明确地表态，即使江青不同意，她也不好提出相左的意见。信在办公室放了好几天，江青迟迟不表态。

某日，汪东兴来电询问：“曹全夫同志致主席及江青同志的信，您已转交江青同志并获其批示否？江西方面正急切等待回复。”我回应：“信已呈递，江青同志尚未批阅。”汪东兴提示：“待她精神状况佳时，请您提醒她尽快处理。”于是，我前往江青办公室，询问：“江青同志，曹全夫同志的信是否已审阅？汪东兴提到李讷正期待着结果。”江青情绪激动地将手头文件掷于茶几，愤然道：“李讷这孩子，对待婚姻这样草率，未经我们商量便擅自决定，随她便了！”言罢，她提笔在李讷名字旁画了一圆圈。

她紧握着手中的信，猛地掷向我，语气坚定地追问：“小杨，你能否告知我小徐的情况？你对他是否有所了解？若你知情却不言，那便是犯了隐瞒真相的罪过！”我回应道：“我对小徐并不熟悉，对他的状况一无所知。曹全夫同志所提供的信息是组织上的官方陈述，我们应当对此深信不疑。”

一周后的时光里，李讷与小徐满怀喜悦地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这场婚礼仪式简约而不失温馨，双方父母均未到场。毛泽东特命人送来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作为他们新婚的纪念。婚礼的筹备工作由曹全夫一手操持，食堂精心准备了简单的两桌宴席。五七学校的几位领导莅临现场，共同分享了这甜蜜的时光，品尝了几颗糖果，吸了几支香烟，便宣告了他们婚姻的成立，整个过程显得异常简朴。

江青挑事，夫妻永别。

恩爱的小夫妻结婚后回北京度蜜月，住在丰泽园。可能是从南方回到北京不能很快适应气候变化，加上尚不习惯婚后的生活，李讷经常感冒发烧。江青找茬说小徐身体有毛病，不然为什么李讷老发烧，命令小徐到医院检查身体，检查的结果是没什么大毛病。然而，两人的婚姻并未向好的方向发展。有一天，江青到中南海看望李讷和小徐。江青听人说过小徐的字写得不错，就检查小徐的笔记本，看看他的字到底如何。刚开始还夸他字写得的确不错，后来发现小徐的笔记本上记有中南海和钓鱼台的几个电话号码（作为毛主席的女婿，为了联系方便记几个电话号码是很正常的），多疑的江青回到钓鱼台后大做文章。

江青说：“他这是想干什么？我看他像一个特务，不然他写那么多电话号码有什么用，应该叫他立即离开中南海，也不准他到钓鱼台来，叫他离主席和我远远的，我不想再见到他。”

我对小徐进行解释道：“记取几个电话号码本身不足以构成问题，毕竟为了日常联系，多数人都会拥有一本电话号码簿。若您对他有所疑虑，不妨通过组织与他进行沟通。您可以向他表明，担心电话号码泄露的风险，只要他用心记忆，并保持谨慎，保密工作并非难事。李讷与小徐婚后不久，两人感情和睦，此时若强行将他们拆散，恐怕并不妥当。若您认为小徐存在疑点，那么还是应以教育为重，进行一些思想上的引导和帮助。”

“你不过是我们家的一名微不足道的职员，毫无发言的资格。我对小徐的评价纯属我家内部之事，他人无权置喙。我认定他品行不端，疑有卧底之嫌，电话号码便是铁证。你速去唤春桥同志至此，我有事需与他商议，愿听他意见后再做定夺。此地非你发言之地，更无权对我指手画脚。”

张春桥行动迅捷，短短十分钟便抵达了钓鱼台10号楼。我引领他步入宽敞的大客厅后，随即退出了。至于他们交谈了何事，我不得其详。然而，不久后，他们便达成共识，决定将小徐送往石家庄铁道学院深造。

乍看之下，此决定似乎无可指摘，将小徐送至异地深造无疑是件美事。然而，背后的目的实则令人难以置信——他们意在使李讷与小徐分隔两处，进而削弱他们之间的情感纽带，为即将到来的离婚做铺垫。

李讷与小徐结为连理，正值新婚蜜月。然而，当她被迫与爱人分离，李讷的内心痛苦难以言表。她性格刚毅，宁可选择忍受割舍之痛，亦不愿向母亲低头哀求。自那之后，李讷与徐小便注定永别。

“你不像妈！”

李讷不幸地发现自己怀孕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不仅给她带来了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和身体上的不适，更使得她的神经衰弱症状加剧，情绪波动剧烈。她对于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整日足不出户，食欲不振，夜不能寐，安眠药的剂量也在不断攀升。与此同时，她对母亲的态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昔日的敬畏与尊重，转变为冷漠与不满，对母亲的行为指指点点，对她的话语充耳不闻，甚至有时在见面时还会发生争执。

1972年三月末至四月初的一个凌晨，三点钟时分，李讷抵达钓鱼台江青的10号楼，迫切希望与江青会面。江青方才就寝，守卫在门口的同志告知：“江青同志刚刚安寝，此刻来访并非适宜时机。”李讷却未听从劝阻，执意向内行进。我对李讷说道：“江青同志的植物神经功能失调，睡眠状况不佳，这您是知道的。此刻打扰她，恐她今日将无法再入眠。若她因此怪罪，我们恐难以承受。请您立刻返回，待她醒来后，我会向她汇报，告知您晚间曾来此地探望。若她同意您前来，我会电话通知您再次来访，感谢您的配合。若不然，我们恐怕会陷入困境。”

李讷直言：“你担忧她夜晚难以安眠，却似乎并不在意我失眠的困扰。你若想让护士给我几颗安眠药，我即刻便走，免得给你们增添麻烦。”按理说，若李讷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给予她适量的安眠药并无不妥。然而，江青曾严令：“李讷所服用的安眠药剂量过大，且她目前正值孕期，未经我的批准，任何人不得再给她提供安眠药。若有人未经我同意擅自给她安眠药，将按军法处置。”

面对江青同志的指令，我们不敢有丝毫违抗。因此，我对李讷说道：“江青同志曾明确指示，若无她的具体指令，我们不敢将安眠药提供于您。请您暂且忍耐，待江青同志起床后，我将即刻前去请示。请您谅解我们的处境。”

李讷语气不悦地回应：“反复强调，不外乎是逃避责任吧？我并无要求你们承担任何责任，是我自行进入她的居所，亲自向她恳求。”言罢，她径直朝江青的卧室走去。值班员试图阻拦，李讷怒目圆睁，喝令道：“让开！我要进去！”

我预见到今晚李讷若不得见江青，她是断不会甘心的。因此，我拦住她，温和地劝道：“请您稍安勿躁，稍待片刻，我将先请护士进去，唤醒江青同志。”李讷气喘吁吁，坐在沙发上，显得有些急躁地等待着。大约过了两分钟，护士从江青的卧室中步出，告知：“江青同志已被唤醒，她同意李讷进见。”

李讷踏入江青的卧室内未满十分钟，江青便焦急地拉响铃声，呼唤秘书、警卫员以及护士。我们心中疑惑，不知江青卧室里究竟发生了何事，匆忙间赶了过去。只见江青身着睡袍，端坐于床榻之上，李讷则坐在地毯上，二人皆是气喘吁吁。江青声色俱厉地斥责道：“瞧你那副模样，哪里有主席女儿的风范，简直如同市井泼妇一般，立刻给我离开这里！”

“立刻给我从这里离开！我不想再见到你！”那时，李讷身怀六甲，已有七八个月身孕，坐在地毯上，腹部隆起，气喘吁吁，口中还在不断地说着什么。

江青大声对我们斥责道：“你们还在看什么？莫非是在欣赏我们家的喧嚣？这有何值得一看的？快些，将她给我带走！”

“不行，不给我安眠药我是不会离开的。”语气中透露出不容置疑的决心。

江青声音颤抖地说道：“将她抬出去，无需多言。”李讷体型魁梧，身形笨重，我们三人实在无力承担其重量。遂召来两名壮汉，搬来一把宽敞的椅子，才得以将她安置其上。三人肩负其身，另一人搀扶，历经艰辛，终于将她移至门厅。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耐心劝导，她方才勉为其难地坐进车内离去。

母女见面必争吵。

踏上车辆，她心生感触，即便是从中南海赶来向母亲索要安眠药，也未能如愿。回到中南海，她料想更是难以入眠。于是，她决意再设法弄到几片。车辆行驶至一百多米处的弯道时，李讷毅然从车上跃下，坐在马路旁，停滞不前。司机贾德祥尽管竭力劝说，但她仍旧固执。无奈之下，小贾只得返回10号楼，将我们召唤至现场。

春寒料峭之际，凌晨的气温更显严寒。一位孕妇孤身坐在冰冷的马路边，令人心生怜悯，更何况她还是毛主席的子女。

李讷见我们到来，便言道：“她心肠狠辣，不肯赐予我安眠药，你们亦是如此，真是坚守原则之至。今日若不给予药物，我便决不离去。”

无奈之下，我急忙返回10号楼，鼓起勇气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同志拨通了电话，向他详细说明了情况，并恳请指示下一步该如何应对。

张耀祠略显无奈地表示：“江青同志与李讷同志的关系演变至如此程度，实在出乎我们的预料。若我此刻同意给她几颗安眠药，江青同志一旦得知，追究责任时，我该如何解释？再者，若李讷服用我们提供的安眠药后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无法批准此事。恳请您劝她返回中南海，待天明后再行商议。”

我立刻感到焦虑：“你若不答应让她离开，她就会在街头久坐，一旦出了事，解释起来会更加棘手。我觉得给她一些安眠药，将她送走，应该没问题。若江青同志追究责任，我们两人一起承担。可是，如果不给她怎么办呢？我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

张耀祠面露难色，最终无奈地开口：“那就给她几颗吧。”我立刻指示护士为李讷递上了三颗安眠药，她很快便安详地离开了。

李讷离去后，江青再次沉入梦乡。醒来后，如常洗漱、用早餐，随后前往办公室审阅文件。不久，她唤我入内，并未提及李讷离去之事，反而严肃地叮嘱：“你们要记住，我入睡后非常不易，唯有主席的召唤才能将我从梦中唤醒，任何人都不得打扰我的休息。”

“记得。”我回答。

“李讷已至，何故扰我安眠？昨晚你犯下一严重过失，竟让那稚嫩孩童闯入我卧室喧哗不止，你将如何为之辩解？”

我阐述道：“李讷夜晚辗转反侧，意图从你处索要安眠药。遵照你的要求，我们未能满足她的请求，结果她擅自闯入你的寝室，我们费尽周折才将其阻止。若她真的闯入，恐怕会令你惊慌失措。我竭尽全力也未能将她劝离。”

江青摇首晃脑地言道：“罢了，看你初涉此事，今后切莫再犯。传我号令，自今日起，李讷不得踏入钓鱼台，亦不得进入我所居之楼。我不愿再与她相见。若有人擅自放她入内，我将追究其责；若有胆敢违抗我之命令者，必将严加惩处。”

我将江青的指示转告给汪东兴，并请求他通过警卫局传达至钓鱼台的各入口。汪东兴听闻后，幽默地回应道：“江青的指令真能被执行吗？李讷是主席与她的女儿，她若执意闯入钓鱼台，又有谁能阻止呢？我认为这恐怕不行。江青的指令我可以转达，但能否成功实施，尚待观察。我认为主席也不太可能赞同江青以这种方式对待他们的孩子。”

江青的指令迅速传达至钓鱼台的每一扇大门，哨兵和警卫值班室均严谨执行。一日，李讷竟亲自来到钓鱼台东大门，却被哨兵拦住，解释称这是上级的明确指示。

她宣称：“我是江青之女，我与母亲尚未断绝亲子关系，今特来探望。谁敢阻拦我？你们的上司是谁？我要去找她！”面对哨兵的阻拦，她强硬地质问。哨兵无奈，只得如实相告：“这是江青同志的指令，目前不允许您进入钓鱼台，我们不敢违背首长的命令，还请您谅解。”

李讷愤然宣称：“我明白，又有谁能真正懂我呢？若有人敢阻拦我，我便会与他一较高下！”言罢，她径直向内室走去。在这种情形下，又有谁敢上前阻拦她呢？

江青与李讷每次相聚都争执不断。江青屡次向我追问：“究竟是谁将李讷引入了钓鱼台？”我如实回答：“实在是无法阻止，哨兵们也不能采取武力手段。”

江青无奈叹气，汗出如浆。

生育后，喜悦转瞬即逝，身体状况迅速恶化。

1972年5月，李讷喜得贵子，一个健康的小男孩降生人间。当我将喜讯告知江青，她的神色并未流露喜悦之情。她既未询问孩子和大人的健康状况，也未提及探望之意，仅仅是微微颔首，淡淡地回应道：“我知道了。”

李讷喜得贵子，心灵得到了莫大的慰藉，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仿佛脱胎换骨。在孩子满月之际，她便迫不及待地来到钓鱼台探望我们，同时慷慨地带来了许多喜糖。

李讷与我们愉快地交谈了一段时间后，便去探望她的母亲。大约十分钟后，母女俩一同走出，却并未流露出喜悦之情。那时，我们对于江青的心情感到困惑：女儿分娩新生命，她为何不感到高兴呢？

李讷长期缺少母爱的滋养，丈夫的关怀也未能及时填补，再加上孩子的重担，她的精神支柱未能持久，最终不堪重负，这一次的崩溃尤为严重。即便在照顾孩子方面，她自己也几乎丧失了自理能力。为了减轻负担，她的儿子自幼便被送入了幼儿园，由警卫战士负责接送，放学后便与战士们同吃同住。

李讷因病无法照顾孩子，江青自是心知肚明。然而，对于这位外孙，她却置若罔闻，更遑论照料。自出生至成人，小外孙未曾得到她半点关爱，乃至幼时，也未曾被他抱抚过一次。她不仅轻视小徐，亦对小徐与李讷所生之子持有偏见。

李讷如今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她的丈夫名为王景清，他体格强健，性格忠厚老实，待人憨厚，且勤于料理家务。尽管李讷身体欠佳，王景清对她体贴入微，关怀备至。这对夫妻恩爱有加，过着普通而幸福的生活。中央领导同样对李讷关怀备至。往昔，李讷的住所靠近合同医院，就医颇为便利。然而，随着住所的搬迁，距离合同医院渐行渐远，就医需先乘坐地铁，再换乘公交。由于李讷体重增加，上下车变得颇为不便。得知这一情况后，中央领导特意为李讷安排了一辆小轿车，虽非固定配车，却确保了她的出行需求，从而解决了她就医的交通难题。对于组织的关怀与照顾，李讷深表感激。（据《江青和她的亲情世界》）

注：本文作者杨银禄同志系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曾担任江青同志的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