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3月29日，经历了6年的囚禁生涯后，已故上海市长曹荻秋不幸离世，享年67岁。这位历经40余年的革命生涯的资深革命者，其悲剧性结局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原因？

原本，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的残酷迫害！

1965年四月，我国上海市委原第一书记兼市长柯庆施同志不幸因病离世。在柯庆施同志逝世之后，经中共中央的批准，原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同志接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一职。与此同时，市委书记处的其他书记职位则分别由曹荻秋、马天水、刘述周、杨西光、王一平、石西民、张春桥、梁国斌等同志担任。

同年九月，在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曹荻秋同志光荣地当选为上海市的市长。

如此一来，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领导的上海领导班子已正式宣告成立。然而，出乎两人的意料，他们刚接管上海便遭遇了空前的“革命风暴”。这场即将波及全国的“革命风暴”，正是从上海这片热土首先掀起的。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于上海《文汇报》上公开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举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正式拉开。自姚文元发表该文起，历时一年有余，陈丕显与曹荻秋便逐步陷入舆论的风口浪尖，以及纷扰不断的矛盾漩涡之中，他们在这复杂多变的局势中艰难地维系着自身的支撑。

依照组织规程，对副部级及以上领导干部在媒体上公开点名进行批判，需事先获得中宣部的批准。然而，姚文元在发表该文时，显然并未向中宣部报备，亦未征得其同意。因此，文章一经刊出，便即刻招致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市长以及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的彭真同志的不悦。当然，彭真同志的批评主要针对的是上海市委和市政府。

彭真认为，姚文元的这一行动无疑是经过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批准，然而陈丕显与曹荻秋却深感冤屈，因为他们确实一无所知。

实际上，姚文元敢于挑战组织原则的关键所在，正是他撰写文章前已获得了毛主席的认可！

自然，毛主席批准姚文元发表此类文章并推动文化大革命覆盖全国，背后自有其深意所在。然而，现实中，单凭个人之力难以左右一场前所未有、波及广泛的运动，尤其是一场革命性质的浪潮！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自上海席卷而来，随之崛起的，是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为核心的四人帮。他们的目标清晰可见，然而，与毛主席的愿景相悖。他们的意图是通过种种手段夺取全国政权，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上海——那个时代的中国经济心脏地带，便成为了必争之地。

因此，为了实现他们的抱负，上海便成为了他们势在必得的首要目标，而要征服上海，曹荻秋自然成为了他们的首要猎物。

史君无从得知江青等人是否曾在过去试图拉拢曹荻秋，然而，根据曹荻秋过往的履历，我们不难推断，即便江青等人曾试图拉拢他，曹荻秋亦断然不会与他们同流合污。毕竟，曹荻秋四十余年的革命生涯已充分证明了其高尚的品格和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坚定忠诚。

因此，为争取上海的控制权，江青等人的策略只能是与曹荻秋拼个你死我活！

1967年1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领导下，上海造反派相继掌握了上海市党、政、财、文等领域的关键权力，这一事件被世人铭记为“一月风暴”。

显而易见，一月风暴的终极目标在于攫取上海的控制权，其直接意图则是剥夺陈丕显、曹荻秋的权力。

历经一月的风暴洗礼，曹荻秋这位市长已名存实亡，接下来等待他的，无疑是更为激烈的批判与斗争。

为彻底将曹荻秋置于死地，江青、张春桥等人不遗余力地为其编织罪名。1967年4月2日，在一场军委扩大会议上，江青公开发表声明，指责曹荻秋为“叛徒，自首变节者”。会议落幕之后，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便借助广播、报刊等媒体，大肆传播曹荻秋的“叛徒”往事。

为确保曹荻秋被定性为“叛徒”，张春桥亲自介入，调动众多人员展开对其的审讯、逼供，并伪造所谓的“黑材料”。

在这一过程中，张春桥为实现目标不择手段，其卑劣行径几近丧心病狂。然而，也不得不正视，张春桥这类野心家的舆论策略确实成效显著。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铺开，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对上海市的控制逐渐削弱，其组织架构亦开始遭受来自北京等地的红卫兵的冲击。尤其是陈丕显和曹荻秋两位领导，更是成为了全国范围内舆论抨击的焦点。

诸如1967年10月抵达上海的红卫兵，他们高呼“炮轰上海市委，火烧曹荻秋”的口号，由此可见，彼时曹荻秋所面临的境遇实属艰难。

即便境遇艰难，曹荻秋未曾有丝毫退让。面对无数次的批斗，他始终保持镇定，多次与张春桥等人的指责进行顽强抗争。

然而，步入1970年，局势骤变，曹荻秋亦沦为软禁之身。直至1976年3月，他终究无法忍受屈辱，含冤去世，享年6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