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

陈赓现在身体不太好，每天都在院子里顶着刺骨的寒风散步，一刻也不离开帽子和口罩。看到这种情况，大家都劝他找个暖和的地方，躲开寒冷好好养病。

这时，陈赓接到一个来自上海的老朋友电话，热情邀请他去上海玩。这份诚意让陈赓没法拒绝，他便打算去上海小住一阵子。

陈赓一家来到上海后，选择了丁香花园作为他们的家。这里是一个安静的地方，靠近高级住宅区，周围有很多花园洋房。因为它远离喧嚣，环境优美，非常适合休息和养身。那时，不少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选择这里作为临时的住所。

回到上海，陈赓的心情变得开朗。他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在隐蔽战线上奋斗的那些日子，还有那些旧日的朋友们。

那些日子，上海的雨总是下个不停，空气里充满了寒意和湿气。虽然天气不好，陈赓还是记得要带孩子们去看望王根英的妈妈。

陈赓是个感情丰富的人。自从他前妻王根英英勇牺牲后，儿子陈知非便一直和外婆生活在一起。

1946年，只有17岁的陈知非在陈赓的安排下，从上海来到了解放区。那天晚上，陈赓亲自陪儿子知非睡觉，他仔细地从头到脚抚摸着儿子，充满了慈爱。

陈赓一直记得外婆对王根英和知非的养育之恩，因此他指示傅涯要像对待亲生母亲一样，尊敬并关心知非的外婆。

傅涯对待陈知非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子女一样，给他同样的爱和关怀，就跟对待其他孩子一样。

1949年6月初，上海解放了，陈赓和傅涯因公去了上海。他们特别给年迈的母亲带了一床新的丝棉被和一件毛皮长袍。每当冬天来临时，母亲穿上这身衣服，抵御寒冷，感觉特别温暖。

1960年8月，陈知非和钱如琴夫妇迎来了家中的新成员。陈赓听闻喜讯后非常高兴，给孙女起名叫陈怀申，以此来纪念上海——他曾英勇战斗的地方，还有前妻王根英的家族——他们都来自上海。

陈赓虽然生病了，但到了上海后，还是像以前一样，带着孩子们和傅涯一起去探望外婆。

外婆那时候住在上海的边缘地带，那地方经济条件不太好。巷子里的人很少见过豪华的汽车进来，所以大家都跑出来看热闹，场面非常拥挤。为了维持秩序，一些警察也只好亲自到场。

陈赓和傅涯一离开，就亲切地叫王根英的母亲一声。“妈。”

王根英的妈妈说道：“陈赓，你还记得我吗？”

陈赓笑着说道：“那怎么可能，我怎会忘了您呢？”

陈赓一边说话，一边温柔地握住了岳母的手，仔细地问起了她的日常生活，关心她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陈赓一直非常挂念王根英的妈妈。老太太常常对熟人说：“陈赓真是个好人，心肠特别好！他总是关心我，照顾得特别周到。”

陈赓也非常关心王根英的妹妹王璇梅。1930年到1932年期间，王璇梅跟着姐姐王根英和姐夫陈赓一起住在了上海。

在那段地下斗争的艰难岁月，陈赓和王根英经常让小璇梅帮忙掩护。小璇梅的主要任务就是带着一些重要文件、武器，还有关键的物资，来来往往传递情报。

一天，王根英带着儿子知非和妹妹王璇梅一起坐上一辆黄包车，正行驶到外滩南京东路的交叉口。突然，两名巡捕上前，要求他们下车。

女巡捕上前检查王根英，但没发现任何东西。当时，王璇梅年纪还小，只顾着看路上的汽车和电车。女巡捕在王根英身上没找到什么，就注意到那两个无辜的孩子，决定放他们走。

解放后，陈赓对王璇梅说：“你这小淘气，看起来毫不在乎的样子，但那次可真把你的二姐吓坏了。她竟然把手枪缝在了你的棉袄里，而你居然一点都不知道。还好那位女巡捕没有对你进行搜查。”

那时候，王根英常常趁着王璇梅睡着的时候，悄悄把一些需要传递的文件和资料藏在她的棉袄里。第二天，他们就一起出去执行任务。因为国民党那边不太注意小孩子，所以他们一直都没遇到什么麻烦。

王根英牺牲后，1946年10月，陈赓将军特意派人把陈知非和王璇梅女士接到山西阳城的太岳军区总部。

陈赓对他们讲：“送你们去北方大学进修，主要是让你们脑袋里多些知识，这样未来工作起来才会更得心应手。”

于是，王璇梅走进了北方大学医学院，开始了她的学习之旅，而陈知非则去了工学院，踏上了探索工程世界的道路。

王璇梅开始工作后，陈赓很快把她介绍给了老战友陈锡联，这段经历后来成了他们之间的一段美谈。

解放初期，陈锡联担任解放军炮兵司令，与战友们在战火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份战友情与家庭的亲情相互交织，大家经常走动，互相帮助，关系非常密切。

陈赓和王根英之间的革命爱情故事。

当王根英的母亲回来时，陈赓躺在床上，思绪不禁飘回了在上海战场上的那些难忘日子。那些和王根英一起度过的时光，就像电影画面一样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1926年9月，陈赓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前往苏联学习保卫工作。经过近半年的学习，他于1927年2月回到上海。这时，国民革命军已经从广州北伐，成功推进到了长江流域。

当北伐战争进展顺利，部队挺进到长江一带时，蒋介石与外国势力和江浙富商们联手，坚决地选择了对抗共产党的路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一场反革命的暴行，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残酷屠杀。无数生命瞬间陨落，街头巷尾流淌着鲜红的血液......这场政变迅速在全国各地蔓延，影响不断扩大。

在革命关键时刻，4月27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成功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赓亲自指挥他的特务营和当地的工人武装纠察队，严密布防，确保了会议的顺利进行，共历时15天。

在那动荡不安、战乱频仍的日子里，陈赓遇到了王根英，并对她产生了深深的好感。

王根英是参加中共五大的上海代表，虽然个子不高，但精神饱满，她是上海怡和纱厂的一名纺织女工。在革命斗争中，她变得非常勇敢，冲锋在前，毫不畏惧。

1925年，由于表现突出，王根英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从那时起，她就开始组织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勇敢地对抗资本家，并亲自带领群众参与了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期间上海的三次武装起义。

在上海准备第三次起义的时候，陈赓遇到了王根英。王根英是通过夜校的课程认识陈赓的。虽然他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但陈赓却对她产生了深深的好感。

陈赓年轻时，在爱情的路上，同样对事业充满了真挚的情感，一直坚持着。

他诚实地向王根英表白了自己的心意，然而，他连续寄出的三封信，最终都未能送到，反而都被贴在了墙上。

王根英为什么要把信贴出来？

或许这不是王根英原本的意思，而是送信给陈赓的人故意这么做的，想让王根英难堪。那封信还没送到王根英手里，就被随便贴出去了。

有些人说，王根英小时候就加入了革命队伍，那时候她一心想着革命，还没想过恋爱的事情。虽然她对陈赓没有不好的感觉，但总觉得在革命这么紧张的时候，谈情说爱不合适。在别人的劝说下，为了能让陈赓保持清醒的头脑，她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这件事让周恩来夫妇非常关心，他们找来王根英，详细谈论了陈赓的过去，还看到了王根英真实的情感。他们进一步指出，在革命遇到困难的时候，革命者的团结不仅可行，而且应该提倡，甚至可能成为战胜困难的力量。这句话让王根英那如银盘般圆润的脸庞，露出了一丝羞涩的笑。

陈赓和王根英后来在武汉结为夫妇。

不久后，王根英作为上海工人的代表，参加了在汉口举行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接着，她又以我国工人阶级优秀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在汉口召开的太平洋劳动会议。

如今，反革命的阴云也笼罩到了武汉。7月15日，汪精卫撕下了国民党所谓的左派面具，召开了反对共产党的会议，效仿蒋介石的做法，在武汉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党做出了一个坚决的决定，要进行一场强有力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陈赓和王根英不得不分开行动。王根英带着任务回到上海，投入到了秘密工作中；而陈赓则跟着周恩来，去了南昌参加那次令人紧张的起义。

7月27日，陈赓陪同周恩来秘密来到南昌。当时，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军事委员会书记，他坚决承担起领导起义的责任。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等英勇将领在南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起义，这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首次武装反抗。起义部队势如破竹，迅速攻下了南昌城。

不久之后，陈赓的左腿不幸中弹，军事行动也遭受了重大打击，不得不四处转移，最后只好回到上海。

在上海的王根英越来越想念陈赓。正当她焦急等待，期盼着他的归来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陈赓带着一条受伤的腿，一瘸一拐地乘船回到了上海，就像是从天而降的惊喜。

王根英脸上洋溢着喜悦，她快速地帮助陈赓与中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借助党组织的帮助，陈赓被安排到了上海著名的牛惠霖骨科医院进行治疗。

陈赓在医院里住了几个月，然后又回到了紧张的工作中。1928年4月，他听从党的命令，留在上海负责保卫工作。

党中央虽然建立了保卫队伍，但重视不够，力量也不够强。这导致在蒋介石突然发起的反革命行动中，我们党和人民完全没有准备，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损失惨重。情况越来越紧急，不能掉以轻心。

党中央迅速决定强化这方面的工作，建立了一个专门机构——特科，用来与敌对势力进行秘密斗争，既保护自己，又能有效对抗敌人。

特科内部有四个科室，陈赓负责第二科，也就是情报科，并且化名为王庸。

在那个充满危险的时代，找到一个安全的家成了活下去的最佳方式。于是，王根英决定和他一起生活，利用家庭作为保护。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孩子的爷爷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知非”。

陈赓收养了9岁的小女孩王璇梅，并与她一起生活。这样，他们形成了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然而，在这两年里，他们竟然搬了五次家。

图| 1931年，陈赓的妻子王根英和他们的孩子陈知非在上海的一张珍贵照片

王根英从小在上海长大，对那里的风俗习惯非常熟悉。因此，她一心一意地帮助陈赓同志，为他提供保护，确保他的安全，并随时准备处理可能出现的各种紧急情况。

陈赓曾在上海的特别机构工作了好几年，但因为顾顺章的背叛，他只能离开，转战大别山，加入了红军的队伍。

在秋扶山寨的激烈战斗中，陈赓不幸受伤。这次伤在右小腿，而不是左腿。因为医疗条件有限，医生没有及时处理骨头，只是简单包扎了伤口。尽管如此，伤好后他还是能艰难地行走。

在红四方面军的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由于多次长途急行军，陈赓的腿部伤势愈发严重。肿胀发炎，痛得厉害，最终他不能再骑马作战了。

1932年10月12日，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队伍越过了平汉铁路，向西前进。在这期间，陈赓受了重伤，躺在担架上日夜颠簸，伤情越来越严重。为了不拖累队伍，陈赓坚决请求离开部队去上海治病。组织同意了他的请求。

图片由陈赓提供

历史好像总在重复上演，自从陈赓进入大别山以来，王根英一直在等待。虽然能从国民党的新闻报道中隐约知道一些战事情况，但陈赓的具体位置和生活状况，王根英始终不知道。

王根英怎么也没想到，1932年11月，陈赓突然回来了，就像从天而降一样，而且腿上还受了伤。王根英赶紧帮他重新联系组织，随后把他送到牛惠霖骨科医院治病。陈赓在医院养伤整整三个月。

1933年3月，党中央决定派陈赓去江西的中央苏区工作。出发前，他在贵州路丽都大戏院看了一场戏。不幸的是，他在那里遇到了一个中共特科的叛徒，结果被抓捕，最后被送到南京。

图片展示了宋庆龄的形象

面对蒋介石的威胁和诱惑，陈赓保持了坚定的立场，没有向狱中的生活低头。在宋庆龄和中共地下党员的不懈呼吁和营救努力下，陈赓终于成功逃脱了国民党的牢狱。

当他出狱的时候，他很快回到了中共党组织的怀抱。党组织安排他去中央苏区执行任务，陈赓则坚持要带王根英一起去苏区。不过，这次陈赓没能和王根英见面。

当王根英听说他被带往南京的消息时，一下子吓呆了，结果在楼梯上晕倒了。她怀里的小孩小知非也跟着掉了下来，幸好一位过路的人眼疾手快，及时拉住了小孩的脚，这才避免了一场灾难。

后来，在家人的陪同下，王根英去了杨家滨的农村进行休养和治疗。

陈赓在上海生活得不容易，就在他准备动身之前，他抽空去见了一次年迈的岳母。

他原本想让王根英一起去，可听说她因为住在农村，没法同行，心里挺遗憾的。于是，他对着岳母深深鞠了一躬，说：“这次我要去远方，短期内回不了家，根英和孩子就拜托您多照顾了，等我回来一定好好感谢您。”说完，他就急匆匆地走了。

虽然王根英没亲眼见过陈赓，但听说他平安归来，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连身上的病痛好像都轻了不少。等身体恢复后，她回到上海，又开始忙碌工作。可没过多久，因为叛徒的告密，她被国民党抓了起来，关进了监狱。

王根英在抗日战场上牺牲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突然对卢沟桥发动了无理的进攻，这场战争正式拉开了全面侵华的序幕。

抗日战争开始时，陈赓同志被派往红31军任职。

1937年8月25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正式将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同志担任总指挥，彭德怀同志担任副总指挥。改名后的军队分为三个师，分别是115师、120师和129师。陈赓同志被任命为129师第386旅的旅长。

当陈赓正带领第386旅出发时，他意外收到了一个好消息：阔别多时的妻子王根英突然出现。

1933年5月，当陈赓同志前往中央苏区时，王根英同志留在上海，承担起了地下工作的重任。但不幸的是，同年12月，她因为叛徒的告密被捕。在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前，王根英同志始终没有屈服，她在监狱里与敌人进行了数年的顽强斗争。

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我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共两党达成了合作共识，签署了关于释放政治犯的协议。在这种背景下，包括王根英在内的许多人陆续被释放，并最终前往延安。

图|邓小平

王根英到了八路军总政治部，邓小平副主任赶紧拨电话，把消息告诉了陈赓。陈赓一听，立刻骑马飞奔到总政治部。

陈赓跳下战马，王根英急忙迎出，在院子里两人碰面了。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手臂互相环绕，长时间里都没有说话。

总政治部开会后，王根英跟着陈赓去了第386旅，直到9月15日，她才离开该旅，前往延安，并在陕甘宁边区党校开始学习。

陈赓的日记里记录了两人分别的情景。

午后，根英即将离开部队，她打算第二天和老柯一起步行去延安。我对她的身体状况非常担心，于是临时借给她一匹体型瘦弱的马，希望能帮她减轻一点负担。分别时，虽然表面上我们都尽量保持镇定，但根英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悄悄流下了眼泪。

王根英在陕甘宁边区党校学习时，成绩特别好，心情也很愉快。她在党校期间，还回顾了自己在监狱里奋斗了四年多的那段经历，并做了深入的总结。学成之后，她被安排到延安的《新中华报》报社工作。

在1938年的秋天，王根英表达了想去前线工作的强烈愿望，并得到了党组织的同意。随后，她被派往太行山的一二九师供给部财经干部学校，担任指导员的工作。

在一二九师师部工作时，王根英一直很低调，尽管陈赓当时已经很有名气，但她的同事们都不知道她其实是陈赓的妻子。

直到1939年1月15日，王根英才再次见到陈赓。但这次的重逢，却成了他们永别的时刻。王根英在陈赓身边陪伴了三天，直到1月18日，他们依依不舍地告别，王根英随后返回了一二九师的师部。

3月8日，我军的师供给部被敌军重重包围。王根英女士不顾自身安危，把爱马牵到卫生队，让伤员乘坐。她已经成功冲出敌阵，逃离了包围圈，可惜她发现装有重要文件和公款的挎包没有随行。于是，她一个人返回村里去取回挎包，不幸与敌军遭遇，英勇牺牲。

陈赓正带领部队全力作战，一直忙到深夜，才听说王根英英勇牺牲的坏消息。他在日记里满含悲痛地写道：“今天，成了我一生都无法忘记的日子，也是我内心深处永远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