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越南大地上的中国印记：探寻中国建造的城市

历史渊源：中越千年纠葛

中国与越南，山水相连，两国之间的历史渊源可追溯至数千年前，关系错综复杂，时而紧密相连，时而又有分歧冲突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越南曾在多个时期与中国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早在秦朝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继续开疆拓土，将目光投向了岭南地区。公元前 214 年，秦军成功征服百越，在这片土地上设立了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其中越南北部就归属于象郡管辖 。这是中原王朝首次将越南北部纳入统治范围，开启了两国之间紧密政治联系的先河。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南海郡龙川令赵佗趁机割据岭南，建立了南越国，其疆域涵盖了如今的广东、广西以及越南北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区。赵佗推行 “和集百越” 政策，促进了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流融合 。直到汉武帝时期，南越国被汉朝所灭，汉武帝在原南越国的土地上设立了交趾刺史部，下辖苍梧、郁林、合浦、南海、交趾、九真、日南七郡，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管理 。此后的一千多年里，越南北部一直处于中国各朝代的直接统治之下，这段时期在越南历史上被称为 “北属时期”。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制度、思想观念等源源不断地传入越南，深刻地影响了越南的发展进程。例如，汉字成为越南官方和民间主要的书写文字，儒家思想在越南广泛传播，成为越南社会的主流思想之一，对越南的政治、教育、伦理道德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越南的建筑风格也深受中国影响，从城市布局到宫殿建筑，都能看到中国建筑的影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五代十国时期，中国陷入了分裂动荡的局面，对越南的控制力有所减弱。公元 938 年，越南爆发了 “白藤江之战”，吴权击败南汉军队，宣布独立，建立了吴朝，越南由此脱离了中国的直接统治 。然而，此后越南与中国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藩属关系。越南的历代王朝在政治上尊中国为上国，新君即位需要得到中国封建中央政府的正式册封才算合法 。越南的封建统治者要定期遣使往中国进行朝贡，并接受中国封建皇帝的各种赏赐 。在文化上，越南继续学习和吸收中国文化，中国的诗词、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在越南备受推崇，越南的科举制度也仿照中国设立，选拔人才 。这种宗藩关系一直延续到近代，在历史的长河中，两国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从未停止。

升龙的崛起：河内的前世今生

（一）大罗城的初兴

在唐朝时期，为了加强对岭南地区的管理和控制，唐朝政府在今越南北部设立了安南都护府，其治所位于红河平原上的一座重要城池 —— 大罗城 。这座城市始建于公元 621 年，最初名为紫城，后因位于大罗地区，故改称大罗城 。它的建立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是唐朝经营岭南地区的重要据点，也是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枢纽。

大罗城的建筑布局严格遵循典型的唐代都城规范，充分展现了唐朝建筑的大气与规整 。城墙呈方形，高大厚实，四面分别设有城门，方便城市内外的交通往来 。城内街道布局整齐有序，如同棋盘一般，主干道宽阔平坦，两旁分布着各种官署、庙宇、民居和商铺 。城市中心设有官署区，是安南都护府的行政中心，负责处理政务、管理地方事务 。官署建筑气势恢宏，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彰显出唐朝的威严与庄重 。在官署区附近，还建有寺庙和道观，供人们进行宗教活动，这些宗教建筑也深受中国佛教和道教建筑风格的影响，体现了宗教文化在中越之间的传播与交流 。居民区和商业区分布在城市的其他区域，民居建筑风格多样，既有当地的传统建筑，也有融合了中原建筑特色的房屋 。商业区则热闹非凡，各类商铺琳琅满目，商品种类丰富，包括丝绸、茶叶、瓷器、香料等，不仅满足了当地居民的生活需求，也促进了与周边地区的贸易往来 。大罗城的繁荣，吸引了大量的人口聚集，成为当时越南北部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它不仅是唐朝统治越南的重要象征，也为后来越南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二）李公蕴与昇龙的诞生

公元 1010 年，越南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 李公蕴迁都大罗城，并将其改名为昇龙 。李公蕴是越南李朝的开国皇帝，他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有着多方面的考虑 。

从地理位置上看，大罗城位于红河平原的中心地带，地势平坦开阔，土地肥沃，水源充足，交通便利 。红河从城市旁边流过，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和便利的水运条件 。通过红河，大罗城可以与周边地区进行便捷的贸易往来，加强与外界的联系 。同时，这里处于天下的中间地带，是南北交通的要道，有着 “龙蟠虎踞之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李公蕴认为，将都城迁到大罗城，能够更好地掌控全国局势，加强对国家的统治 。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大罗城在唐朝时期就已经是重要的商业中心，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这里人口密集，商业繁荣，手工业发达，有着丰富的物产资源 。迁都大罗城，有利于利用当地的经济优势，促进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此外，大罗城周边地区农业生产条件优越，能够为城市提供充足的粮食供应，保障都城的物资需求 。

从文化传承方面来说，大罗城长期受到中原文化的熏陶，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李公蕴希望通过迁都大罗城，进一步吸收和借鉴中原文化，推动越南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他在位期间，积极推行 “以儒治国” 政策，重用汉人官员，推广汉字与科举制度，使得中原文化在越南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和深入的影响 。

传说当李公蕴率众迁都时，大罗地面飞腾起一条金色的巨龙，他认为这是一块吉祥的地方，便将大罗命名为 “昇龙”，寓意 “飞龙在天”，象征着越南的崛起与辉煌 。这一传说虽然带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但也反映了李公蕴对迁都昇龙的美好期望，以及他希望借此来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 。李公蕴迁都昇龙，是越南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昇龙成为越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对越南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三）昇龙的发展与演变

李公蕴迁都昇龙后，便开始按照中国的建筑风格，大兴土木，对昇龙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和改造 。他下令在城内建造了许多宫殿、寺庙和官署等建筑，使昇龙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功能日益完善 。

在宫殿建筑方面，李公蕴建造了朝殿、集贤殿、讲武殿等重要宫殿 。朝殿是皇帝举行重大仪式和朝会的地方，建筑气势恢宏，庄严肃穆 。殿内装饰华丽，雕梁画栋，彰显出皇家的威严与尊贵 。集贤殿是皇帝与文人学士们交流学术、讨论国家大事的场所，这里汇聚了众多的文人墨客，为越南的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讲武殿则是皇帝检阅军队、举行军事仪式的地方，体现了李公蕴对军事的重视 。这些宫殿建筑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建筑风格深受中国唐宋时期宫殿建筑的影响，采用了飞檐斗拱、歇山顶等典型的中国建筑元素，展现出高超的建筑技艺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

寺庙建设也是昇龙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公蕴在位期间，在城内和城外建造了许多寺庙，如兴天寺、胜严寺、天王寺等 。这些寺庙不仅是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文化艺术的宝库 。寺庙内供奉着佛像、菩萨像等，佛像雕刻精美，神态各异，体现了越南佛教艺术的独特风格 。寺庙的建筑风格同样受到中国佛教建筑的影响，采用了庭院式布局，中轴线对称，建筑错落有致 。寺庙内还保存着许多珍贵的佛教经典、壁画和文物，这些都是越南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

随着时间的推移，昇龙在李朝及后续朝代不断发展壮大 。在李朝时期，昇龙的经济继续繁荣，商业活动更加活跃 。城市内形成了多个商业区，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商人 。手工业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陶瓷、纺织、金属加工等行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产品不仅满足国内需求，还远销海外 。在文化方面，李朝大力推崇儒家思想，建立了学校和科举制度，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汉字成为官方和民间的主要书写文字，中国的诗词、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在昇龙广泛传播，越南的文化艺术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

到了陈朝时期，昇龙继续作为越南的首都，城市建设和文化发展又取得了新的成就 。陈朝在李朝的基础上，对昇龙的宫殿和寺庙进行了修缮和扩建，使城市更加宏伟壮观 。同时，陈朝还注重文化教育的发展，创办了太学，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者和官员 。在这一时期，越南的文学、史学、哲学等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哲学家 。

后黎朝时期，昇龙依然是越南的政治中心 。后黎朝对昇龙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建设，使城市的布局更加合理，功能更加完善 。在城市规划方面，后黎朝仿照中国的都城模式，对昇龙进行了分区规划，分为皇城、内城和外城三个部分 。皇城是皇帝和皇室成员居住的地方，戒备森严，建筑最为豪华 。内城是官员和贵族居住的区域，也是城市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外城则是普通百姓居住和商业活动的地方，人口密集，商业繁荣 。后黎朝还在昇龙修建了许多水利设施，改善了城市的供水和排水条件，促进了农业和城市的发展 。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昇龙始终深受中国建筑风格和城市规划理念的影响 。从城市布局上看，昇龙采用了中轴线对称的布局方式，以宫殿或皇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展开 。这种布局方式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强调的皇权至上和等级分明的思想 。在建筑风格上，昇龙的宫殿、寺庙、官署等建筑大量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建筑元素，如飞檐斗拱、歇山顶、四合院等 。这些建筑元素不仅使建筑更加美观大方，也体现了中国文化对越南建筑的深刻影响 。此外，昇龙的城市建设还注重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城市内有许多湖泊、河流和园林，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景观 。

嘉定风云：胡志明市的华人传奇

（一）南明遗民的南下

17 世纪中叶，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明朝的统治在农民起义和清军的双重打击下摇摇欲坠 。1644 年，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身亡，明朝灭亡 。随后，清军入关，迅速击败大顺军，开始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 。然而，明朝的残余势力在南方建立了多个南明政权，试图恢复明朝的统治 。在广东地区，南明势力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

高州吴川人陈上川，原本是南明军队的一名将领，他精通经史文章，有文武之才，怀着对明朝的忠诚，积极参与抗清斗争 。他曾配合南明名将李定国收复高州，大破清军，在东南地区威名远扬 。然而，历史的车轮无法阻挡，南明政权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逐渐瓦解 。1662 年，永历帝朱由榔被吴三桂俘杀，南明永历政权覆灭 。但陈上川不愿归降清军，带领部下继续在粤西沿海坚持抗清，并以大明高、廉、雷三州总兵为旗号，成为大明在大陆上最后的遗臣之一 。

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的统治逐渐稳固，陈上川所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康熙十二年（1673 年），“三藩之乱” 爆发，陈上川看到了反清复明的希望，率部响应 。然而，吴三桂后来悍然称帝，导致民心尽失 。康熙二十年（1681 年），“三藩之乱” 被平定，清廷对东南和西南地区的控制进一步加强，陈上川所控制的钦州湾也岌岌可危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陈上川与其副将陈安平率领 3000 名不愿归降清廷的部曲，乘坐 50 艘战船，离开中国，转进到安南（今越南）之沱瀼港（今岘港） 。

当时的越南处于南北分裂状态，北方是郑氏控制的后黎朝，南方是阮氏统治的广南国 。广南国主阮福濒欣赏陈上川的忠义，又因南方需要劳动力开垦土地、发展经济，遂暗中让陈上川和另一位华侨领袖杨彦迪到安南南部之边和、定祥一带屯住 。清廷因刚刚平定三藩之乱，也不想再对安南用兵，采取了 “冷处理、不追究到底” 的态度，就这样，陈上川所部在安南落下脚跟 。 这些南明遗民在越南以 “明乡人” 自居，意为继承明朝香火之人，他们始终怀揣着对明朝的怀念和对故土的眷恋 。

（二）开拓与繁荣

陈上川率领部众抵达越南南部后，面临着诸多挑战 。这里是一片尚未开发的荒地，自然环境恶劣，瘴气弥漫，野兽出没 。然而，陈上川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带领着大家开始了艰苦的开拓工作 。

他们首先在嘉定、盘辚（今边和）等地建立村庄，组织人员砍伐树木，开垦农田，种植水稻、甘蔗等农作物 。陈上川凭借着丰富的军事经验和卓越的领导能力，将部众进行合理分工，一部分人负责农业生产，一部分人负责修筑房屋、防御工事 。在开垦过程中，他们充分利用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改进农具，兴修水利，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经过多年的努力，原本荒芜的土地逐渐变成了肥沃的农田，粮食产量不断增加，不仅满足了自身的需求，还有剩余的粮食用于贸易 。

除了农业生产，陈上川还积极发展商业 。嘉定地区地理位置优越，位于湄公河三角洲，水路交通便利 。他利用这一优势，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吸引了来自中国、日本、东南亚等地的商人 。他们在这里进行丝绸、茶叶、瓷器、香料等商品的交易，使得嘉定逐渐成为东南亚地区重要的贸易中转站 。陈上川还在当地设立了集市和店铺，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经济的繁荣 。他鼓励部众从事手工业生产，如纺织、陶瓷制作、金属加工等，这些手工业产品不仅在当地销售，还远销海外，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

在陈上川的努力下，嘉定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人口也不断增加 。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加入到这片土地的开发建设中 。陈上川因功绩卓著，被阮主封为 “嘉定都督”，负责管理当地的事务 。他在嘉定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行政管理体系，设立官署，任命官员，负责处理政务、维护治安、管理税收等事务 。在他的治理下，嘉定地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 。

（三）城市的变迁与传承

随着时间的推移，嘉定地区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演变为西贡 。在这一过程中，华人文化在这里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华人在西贡保持着自己的语言、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粤语是当地华人主要使用的语言，直到今天，在胡志明市的一些华人聚居区，仍然可以听到流利的粤语 。华人还保留着中国传统的节日，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等，每逢节日，他们都会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舞龙舞狮、放鞭炮、吃团圆饭，充满了浓厚的中国氛围 。

在建筑风格上，华人也将中国元素融入其中 。西贡的华人聚居区，有许多中式建筑，如庙宇、祠堂、民居等 。这些建筑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建筑工艺和装饰手法，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天后庙，它是为了供奉妈祖而建，妈祖是中国沿海地区渔民和商人信奉的海神，保佑着人们的平安和丰收 。天后庙不仅是华人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华人社区的中心，承载着华人的情感和记忆 。

华人在西贡的经济发展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凭借着勤劳和智慧，在商业、手工业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 。在西贡的商业中心，有许多华人开设的店铺和企业，涉及金融、贸易、餐饮、零售等多个行业 。华人的商业活动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在 20 世纪初，西贡的华人在当地工商业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堤岸地区成为西贡第一富庶之地 。

华人还非常重视教育，他们在西贡创办了许多学校，传授中华文化和知识 。这些学校不仅为华人子弟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也促进了中华文化在当地的传播 。在学校里，学生们学习中文、历史、地理等课程，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 。通过教育，华人文化得以代代相传，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 。

如今，胡志明市（西贡）已经成为越南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也是越南华侨华人最大的聚居地 。华人文化在这里与越南本土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共同构成了胡志明市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 。虽然历经岁月的变迁，但华人文化依然在这片土地上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成为胡志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河仙逸梦：华人开拓的海滨明珠

（一）莫玖的南渡

17 世纪中叶，中国大地正经历着明清鼎革的巨大变革 。明朝的统治在农民起义和清军的双重打击下走向终结，清朝逐渐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 。然而，这一政权更迭的过程充满了动荡与纷争，许多人对清朝的统治心怀不满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人毅然选择离开故土，远走海外 。

1671 年，年仅 17 岁的莫玖，这位来自雷州半岛的青年，也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莫氏家族是北部湾畔的名门望族，在明清易代之际，南明政权与清军在北部湾沿海展开了长达 30 余年的争战 。莫玖 “不堪胡虏侵扰之乱”，怀着对未来的憧憬与迷茫，背井离乡，踏上了前往柬埔寨的征程 。他乘坐商船，渡海来到了商人船舶聚集、贸易兴盛的南荣（今柬埔寨金边） 。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莫玖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勇敢，很快获得了真腊国王的重用，被委任为管理商贾事务的官员 。然而，莫玖深知伴君如伴虎，在宫廷中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 。于是，他贿赂国王的亲信，请求到下柬埔寨恾坎（即河仙）发展 。真腊国王同意了他的请求，任命他为 “屋牙”，即地方长官 。就这样，莫玖来到了河仙，开启了他在这片土地上的传奇历程 。

（二）开发河仙

莫玖初到河仙时，这里还是一个偏僻的渔村，周围小山、岛屿星罗棋布，高棉人、马来人等各色人种居住在此 。他们大多以渔猎甚至海盗为生，不懂经商和耕种，土地荒芜，一片萧条 。但莫玖并没有被眼前的困境所吓倒，他决心利用从中国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及经验，对河仙进行大规模的开发 。

他首先从柬埔寨磅逊湾至越南金瓯角沿海地区招徕流民，建立了富国、陇棋等七村社，初步确立了河仙政权的地盘 。为了发展农业，莫玖把境内土地分配给本地民众，免费提供农耕用具，鼓励他们开垦荒地 。他还带领人们兴修水利，引河川之水灌溉农田，使湄公河下游冲积平原大片荒地得到开发 。在莫玖的努力下，河仙地区逐渐变成了勤勉之人民安居乐业之处，森林被开垦，荒土变成良田，从河川所引之运河四通于田间，丰裕的收成不仅给予农民充足的粮食，还为殷盛的商业提供了货物 。

除了农业，莫玖也十分注重商业的发展 。河仙地理位置优越，濒临泰国湾，连接湄公河，具有河海联通的优势 。莫玖充分利用这一优势，鼓励自由通商，实施低关税政策，吸引了 “招徕海外诸国，帆樯连络而来” 。他将商人分为三类，赋予不同的经营业务：大商人经营长途贸易，中小商人经营本地贸易，官商则专营国家垄断商品和对外贸易 。在莫玖的经营下，河仙的商业逐渐繁荣起来，成为了中南半岛重要的贸易中心之一 。

为了增强河仙的防御能力，确保境内安宁，莫玖还建筑堡垒，凿掘城壕，装备军队 。他曾到西班牙人统治下的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首府巴达维亚，学习西人施政及自强自卫之法 。在他的努力下，河仙不仅在经济上取得了显著发展，在军事和政治上也逐渐成为中南半岛一股重要的势力 。

（三）归属与影响

随着河仙的日益繁荣，其面临的外部威胁也逐渐增加 。1679 年前后，暹罗东侵，莫玖屡经离乱，一度被掳至暹罗 。这次经历让莫玖认识到，河仙仅凭自身的力量难以抵御强大的外敌，必须寻找一个可靠的靠山 。当时，越南南部的广南阮氏政权正处于上升期，不断向外扩张 。莫玖的谋士苏公提出 “高棉素性浅薄，长于狡诈，少忠厚，非久依之势 。不若南投大越（即广南阮氏），叩关称臣，以结盘根之地 。万一有故，依为亟援之助 。” 莫玖深以为然，于 1708 年向广南阮氏称臣 。阮主许为属国，名其镇为河仙，任命莫玖为河仙镇总兵玖玉侯，莫玖也因此改名鄚玖，以与越南名声不佳的莫朝相区别 。从此，河仙名义上归入越南版图，但在实际上仍维持着内政独立的状态 。

1735 年，鄚玖去世，他的儿子鄚天赐继承父业，执掌河仙政权，袭封总兵大都督、钦差都督琮德侯 。鄚天赐继承了父亲的事业，进一步建设河仙，使河仙的外贸更加发达，经济更为繁荣 。他曾自称 “高棉王”，河仙名义上属高棉，又向广南阮氏称臣，但是鄚氏自置官署，自辟幕府，自建军队，自主经济，拥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力 。鄚天赐爱好文学，开 “招英阁”，“招徕四方文学之士”，最著名的有十八位，时称 “十八英” 。在他的努力下，河仙不仅成为了一个经济繁荣的商业中心，还发展成为一个文化中心 。法国学者保尔・布德曾评价：“在鄚玖的努力下河仙不但变成一片可居地，而且还是一个令人喜爱的地方 。鄚天赐又进一步把它改造成一个文化中心 。”

在 17、18 世纪，河仙的海上交通与国际贸易十分发达 。其海上交通与贸易网络覆盖了湄公河三角洲 - 巴萨河流域、柬埔寨内陆地区、马来半岛东部沿海地带、廖内 - 林加群岛以及巨港 - 邦加地区，远及印度洋东海岸、东北亚的日本 。河仙与日本、葡萄牙、荷兰等国商人均有贸易往来 。1728、1729 年，鄚玖曾派遣刘卫官、黄集官前往日本，与幕府打交道，获得对日本贸易的 “信牌”（朱印状） 。而河仙与中国的贸易多集中于广东、福建两地 。在广州 “一口通商” 时期，每年往来于广州与东南亚的帆船有 30 艘左右，其中 85% - 90% 是广州驶往河仙港口与交趾支那，交易物品包括稻米、锡、藤条、西米、各种涂料等 。1758 - 1774 年，广州从东南亚进口锡 79935 担，其中从河仙港口进口 24688 担，数量仅次于巨港（47468 担） 。18 世纪 70 年代，巨量的锡源源不断地从河仙港口运往广州，推动了广州锡器制造业的繁荣 。

河仙在越南历史和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影响 。它是华人在越南开拓的重要据点，是中华文化在越南传播的重要窗口 。河仙的建筑风格、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清朝文献通考》称 “港口国”（即河仙）“宫室与中国无异，自王居以下皆用砖瓦，服物制度仿佛前代”，“国中建有孔子庙，王与国人皆敬礼之” 。在河仙，华人保持着自己的语言、文化传统，同时也与当地文化相互交流、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 。这种文化融合不仅丰富了越南的文化内涵，也为中越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 河仙的繁荣和发展，也为越南南部地区的开发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对越南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文化回响：中国城市的深远意义

中国在越南建造的城市，如昇龙（今河内）、嘉定（今胡志明市）和河仙，在越南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对越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影响 。

在政治上，这些城市成为了越南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中心或重要据点，对越南的国家统治和政权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 。昇龙作为越南多个朝代的首都，是越南政治权力的核心所在 。历代统治者在这里建立宫殿、官署，制定政策，管理国家事务，其城市布局和建筑风格体现了皇权至上的思想，对越南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和统治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嘉定和河仙则在越南南部地区的开发和统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人领袖在这些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统治机构，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促进了当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同时，这些城市也成为了越南与中国及其他国家进行政治交往的重要窗口，加强了越南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

经济上，这些城市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越南经济的繁荣 。昇龙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中心的地位，成为了越南的经济中心之一 。城市内商业活动频繁，市场繁荣，手工业发达，农业生产也得到了充分发展 。嘉定在华人的开拓下，从一片荒芜之地发展成为东南亚重要的贸易中转站和商业中心 。华人带来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和商业经营理念，促进了当地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使嘉定的经济迅速崛起 。河仙则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海上贸易，成为了中南半岛重要的贸易中心之一 。莫玖及其后继者实施的低关税政策和鼓励贸易的措施，吸引了众多海外商人前来贸易，推动了河仙经济的繁荣 。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不仅为越南提供了丰富的物资和税收，也促进了越南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合作 。

文化方面，中国城市在越南的建造，成为了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桥梁，深刻地影响了越南的文化发展 。在建筑风格上，越南的城市建筑大量借鉴了中国的建筑元素，从宫殿、寺庙到民居，都能看到中国建筑风格的影子 。这些建筑不仅体现了中国建筑的美学价值，也反映了中国文化对越南建筑文化的影响 。语言文字上，汉字在越南的长期使用，使得越南的文化传承和交流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越南的广泛传播，成为越南社会的主流思想之一，对越南的教育、伦理道德、社会秩序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风俗习惯上，越南也吸收了许多中国的传统习俗，如春节、中秋节等节日的庆祝方式，都与中国相似 。此外，华人在越南建立的学校、社团等组织，也为中华文化在越南的传播和传承提供了重要平台 。

这些城市见证了中越两国之间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交流 。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文化的传承者 。通过这些城市，我们可以看到中越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 。在当今时代，中越两国应继续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共同传承和弘扬两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为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促进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 中越文化交流的历史价值不可估量，它不仅丰富了两国的文化内涵，也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做出了重要贡献 。

（注：文档部分内容可能由 AI 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