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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砚编辑|李砚

《——【・前言・】——》

很多人提起党的历史转折点，张口就说遵义会议。可翻遍《毛泽东年谱》才知道，毛主席早说过：“六中全会才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这话听着像翻案，可真把1938年延安的那段往事捋清楚，就明白这场没怎么被课本大书特书的会议，才是让中国革命真正“站稳脚跟”的关键。

一、“苏联钦差”到延安，差点搅黄抗日局

王明从莫斯科回来那会儿，派头足得很。作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里的头面人物，他兜里揣着共产国际的“指示”，一落地就喊：“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听国民党的指挥准没错！”

他在武汉搞长江局，把自己当“钦差大臣”。中央发的电报，他想扣就扣；《新华日报》的版面，他说改就改。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明明能让全国军民看清抗日方向，他却以“文章太长、不合时宜”为由，压着不让见报。延安的老干部们私下议论：“这哪是合作抗日，分明是给国民党当传声筒！”

可王明根本没摸透中国的实情。苏联怕德国和日本两面夹击，想让国民党扛下东亚战场，好让自己专心对付欧洲。可蒋介石心里的小算盘打得更精——表面跟共产党合作，暗地里却想借鬼子的手削弱八路军。毛泽东看得透透的：“合作可以，但枪杆子必须攥在自己手里，不然迟早被吞掉！”

二、经济上的“绝地反击”，根据地活出新局面

别以为六中全会只谈政治路线，它还帮根据地搞出了“经济护身符”。那会儿日伪在华北、华东撒伪钞，想搞垮根据地的经济，国民党也断了给八路军的军饷，日子难到连战士们的棉衣都凑不齐。

就是这么难的局面，毛泽东在会议上定了调：“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要搞自己的银行！”山东根据地的薛暮桥领着人，琢磨出了“北海币”。这钱跟别的不一样，不是随便印的——银行里每存1万块北海币，就得对应囤5000块的粮食、棉花和布匹。物价涨了，就把囤的物资抛出去平抑；物价跌了，就多收物资稳住币值。

到1940年，北海币成了敌后的“硬通货”。鬼子据点里的商人，宁愿冒险跟根据地换北海币，也不愿用伪钞——因为北海币能买到实实在在的粮食和药品。晋察冀根据地更厉害，搞起了“纺织合作社”，妇女们凑在一起纺纱织布，不光解决了战士们的穿衣问题，还能拿布换粮食，把“经济封锁”撕了个大口子。

三、游击战不是“小打小闹”，是抗日的“主战场”

王明总说“游击战没出息，要跟国民党打正规战”，可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一句话定了调：“游击战不是辅助，是抗日的战略核心！”这话不是空喊，是真刀真枪打出来的道理。

八路军359旅开赴南泥湾，一边种地一边打仗。他们在陕北的山沟里，把荒地改成良田，一年收的粮食够全旅吃两年。同时，晋察冀的游击队搞起了“地道战”，把村子底下挖成纵横交错的地道，鬼子一来，战士们就钻进去，冷不丁从地道口冒出来打伏击，打得鬼子晕头转向。

1939年，贺龙率领120师在冀中打了齐会战斗。鬼子出动了700多人，还带了毒气弹，可八路军靠着游击战的灵活打法，把鬼子围在村里打了三天三夜，最后歼灭了500多敌人。这一战让全国都知道：八路军的游击战，能打大仗、打胜仗！到1940年百团大战时，八路军已经从抗战初期的3万多人，发展到40多万人，在华北、华中开辟了十几块根据地，把日军的“后方”变成了“前线”。

四、组织上“刮骨疗毒”，党才真正拧成一股绳

王明在长江局搞“独立王国”，中央的命令他不听，还私自提拔自己的人。有一回，中央让长江局派人去华北支援游击战，他硬是压了一个月，差点误了大事。六中全会上，党中央直接“开刀”——裁撤长江局，明确“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还定了《中央工作规则》，从中央到地方，每一级该干什么、怎么干，都写得明明白白。

最关键的是“一元化领导”——地方上的党委，要统管党政军民所有工作。山东根据地的罗荣桓，既是军区司令员，又是区党委书记，还兼着政委。他到任后，把分散的游击队整合成正规军，把地方政府和群众组织拧成一股绳，不光打退了鬼子的“扫荡”，还把根据地的面积扩大了一倍。

反观国民党，战区司令和省主席天天吵架。汤恩伯在河南当战区司令时，不光不抗日，还纵容手下抢老百姓的粮食，老百姓编了顺口溜：“水旱蝗汤，河南四殃”。两相对比，谁能真正团结群众、谁能打胜仗，一目了然。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口号是真本事

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话听着玄，其实特别实在——就是不能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要按中国的实情办事。

就说土地政策吧，王明之前想照搬苏联“地主不分田”，结果把不少开明绅士都逼到了对立面。毛泽东改成“减租减息”：地主还能保住自己的土地，但要把租子从“对半分”降到“四六分”，农民交的租少了，种地的劲头就足了。山西的一个老地主，原本对八路军有意见，减租后主动说：“你们这政策公道，我愿意把多余的粮食捐给队伍！”

文化上也一样，延安鲁艺的艺术家们，不写那些听不懂的“洋文章”，改成用陕北民歌写《白毛女》。戏里的喜儿，从被逼得逃进深山的苦丫头，到跟着八路军翻身做主人，老百姓一看就懂，一听就哭，看完就跟着喊“打倒地主老财”。这种“接地气”的宣传，比讲一百遍大道理都管用。

六、历史不会骗人，谁真干事谁就站得住

后来王明去了苏联，再也没回来。他在莫斯科写文章骂中国共产党“不服从国际领导”，可那会儿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延安的窑洞里走出来，领导全国人民打鬼子、打蒋介石，硬是把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带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道路。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背后，就有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的功劳——正是那场会议，让党摆脱了“国际指挥棒”的束缚，学会了自己拿主意、自己干实事；正是那场会议，让中国革命从“跟着别人走”，变成了“走自己的路”。

很多人记不住六中全会的细节，可历史不会忘：真正能改变国家命运的，从来不是“外来的圣旨”，而是一群扎根中国大地、敢想敢干的中国人。

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王明传》，戴茂林、曹普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

《八路军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军事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许毅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