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壁滩上立井架，嘉陵江中筏运油。在抗战的烽火岁月里，汽油不仅是动力之源，更是民族存亡的生命线。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沿海港口相继沦陷，中国失去了主要的石油进口通道。当时中国现代石油工业基础极为薄弱，所需油品几乎全部依赖进口。据数据统计，1932—1936年间，中国平均每年进口汽油达3600万加仑以上。没有汽油，汽车无法开动，飞机无法升空，这场现代战争将难以持续。面对这一困境，中国军民在战火中顽强地开创了自己的液体燃料工业。

一、 油荒危机：抗战初期能源困境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有关人士已经意识到液体燃料对国防的重要性。1932年10月，地质学家翁文灏在《独立评论》发表《中国的燃料问题》一文，尖锐指出：“如果按照美国或法国的汽车拥有量来衡量，中国汽车的拥有量应该从现在的3.9万辆发展到3600万辆或3400万辆。”

他预见性地警告，一旦战争爆发，海口被封锁，石油来源将彻底断绝。然而，当时的中国石油工业基础极为薄弱。战前仅有的延长油矿，年产量不过数百吨，对于偌大中国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了华北、华东大部分地区，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中国几乎所有的海上通道都被切断。石油制品进口量骤减，而战时公路交通运输的繁重任务却使液体燃料需求猛增。“一滴汽油一滴血”成为抗战时期的真实写照。没有石油，部队难以快速调动，战略物资无法及时输送，抗日战争面临严峻考验。

二、 玉门油矿：戈壁滩上的石油奇迹

1938年，国民政府经济部决定开发甘肃玉门油矿，但面临一个棘手问题：缺乏钻探设备。当时中国仅有的两台先进钻机都在陕北延长县，而延长属于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在这个民族危亡的时刻，国共两党展现了团结抗日的精神。经济部长翁文灏与周恩来协商此事，周恩来从抗战大局出发，当即表示赞同：“同心为国，绝无异议”。

1938年8月，在边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拆迁工作顺利进行。不仅配备齐全了两台钻机的装备器材，还抽调了20名熟练技工随同前往玉门。这两台钻机，一部为德国造，一部为美国造，它们成为了玉门油矿起步的关键。

孙越崎被任命为甘肃油矿局总经理，带领团队在戈壁滩上开始了艰苦的创业。玉门地处戈壁腹地，自然条件恶劣。这里有半年的冰雪期，土壤含沙量大，最初连烧制砖瓦的土都没有，职工只能采用“干搭垒”的方法建造住所。

1942年，矿区员工已达6800余人，连同家属多达数万人。为了解决生活问题，矿上自办供销社和副食品商场，甚至在玉门县开办蔬菜农场，自制酱油和醋。尽管条件艰苦，玉门油矿的生产成绩却令人振奋。1939年3月，第一口油井开钻；8月11日，当钻至115.51米时探到油层，日喷原油10吨左右。到1945年，玉门油矿共钻井61口，生产原油7866万加仑，炼成汽油1303万加仑、煤油511万加仑、柴油72万加仑。

三、 技术革新：石油运输与精炼的创新

玉门油矿开发成功，只是解决了油源问题。如何将石油产品运送到需要的地方，成为另一大难题。当时没有铁路，从玉门到重庆往返5000公里，全靠汽车运输。

孙越崎想出了用羊皮筏子运油的创新方法。1942年11月起，油矿探索出羊皮筏运油法：用360只羊皮胎绑在木杆竹棍上，制成羊皮筏，每个筏子可装168桶汽油，合24吨。先用汽车把油品运到广元，然后改用羊皮筏子经涪江、嘉陵江运到重庆。

这种运输方式既安全又经济，比汽车运输节省约80%成本，且避开了日军空袭。筏队顺流而下仅需14天，比汽车运输大大缩短了时间。这一壮举被赞为“羊皮筏子赛军舰”，成为抗战史上的传奇。

在炼油技术方面，金开英等专家做出了重要贡献。1940年2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为提高玉门原油的汽油炼率，决定由金开英主持玉门的炼油工作。他迅速组织设计人员拿出新建三组甑状炼炉的设计方案，并改进炼油工艺技术，如采用联甑炼炉技术，在炉口装自动渣油喷嘴等。到1943年，当国民党政府中某些人不相信能长期开采石油，提议停止对玉门油矿的拨款时，孙越崎提出年产180万加仑汽油的目标来回击。经过全体员工努力，这一目标最终实现。

四、 多元并举：代汽油与酒精燃料的发展

石油开发毕竟是耗时较长的工作，为解燃眉之急，国民政府经济部制定了 “以液体燃料代用品制造为急务” 的方针，积极发展动力酒精和植物油提炼等代用燃料。1938年，资源委员会任命金开英为植物油提炼轻油厂筹备处主任。该厂后改称重庆动力油料厂，成为抗战时期后方最大的石油代用品生产工厂。动力油料厂不仅缓解了后方的油荒，也解决了桐油的部分销路问题。

在四川，1937年9月四川酒精厂就开始出货。到了抗战中后期，酒精工业发展迅速。1945年3月底核准登记的酒精厂达297家，1944年总产量达到1200万加仑。植物炼制汽油方面，1944年已实现292万加仑代汽油和382万加仑柴油的年产量。这些替代燃料有效缓解了燃油短缺问题。

郭钟福等年轻技术人员在动力油料厂进行了多项创新研究，如松香裂解作变压器油，用四乙基铅合成作汽油添加剂提高辛烷值等，获得了当时经济部批准的多项专利。

五、 血脉延续：石油对抗战的支撑与贡献

玉门油矿生产的石油产品，对抗日战争起到了直接的支援作用。1943年日军强渡风陵渡，企图进攻陕西省。玉门油矿就近供应油料，使中国军队能够及时将苏联援华的火炮拉到前线，阻遏了敌人的进攻。

1944年，美军轰炸机“空中堡垒”以成都太平寺机场为基地，多次远程轰炸日军。其地勤用油使用的也是玉门油矿的产品。这些石油产品不仅用于军事运输，还直接支持了作战行动。

整个抗战期间，玉门油矿共生产汽油1303万加仑，而酒精工业至1944年共生产酒精3386万加仑，如果按1.5加仑酒精折合1加仑汽油计算，约等于2257万加仑汽油，甚至超过了玉门油田的汽油产量。

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石油工人的辛勤付出。他们在戈壁荒滩中攻坚克难，在艰苦条件下进行技术革新，为抗战提供了坚实的能源保障。1942年，孙越崎因开发玉门油矿功劳卓著，在中国工程师学会年会上被授予金质奖章。

石油先驱们的努力没有白费。玉门油矿的产品不仅保障了抗战运输需求，还在关键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4年，美军轰炸机使用玉门航空油从成都起飞，轰炸了日军占领的河北开滦煤矿电厂和日本本土。

更宝贵的是，抗战时期培养的中国第一代石油工业队伍，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了石油工业的骨干力量。我国石油工业战线的许多专家，大多是从玉门油矿起步的，包括大名鼎鼎的“铁人”王进喜。戈壁的风沙掩埋了过往的足迹，但那段艰苦岁月里中国石油工人们创造的奇迹，至今仍在历史的回响中熠熠生辉。